文章没提索雷尔的名字，只说“最近一位外国作家被拒入境”的事，但所有人都知道说的是谁。

文章写得克制，但问题问得刁钻：

【如果一个决定无需解释，那么谁能保证这个决定是公正的？

如果连解释的义务都没有，那么权力和专断的界限在哪里？】

【我们常说俄国是专制国家，因为沙皇的警察可以随意抓人而不必说明理由。

那么，我们的海关官员可以随意拒绝外国公民入境时，我们和俄国区别何在？】

文章最后一段写道：

【自由不应该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应该一套可供所有人检验的程序。

现在，程序被我们的官僚装进了箱子里！】

这篇社论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每日新闻》转载了核心段落，加了编者按：

【我们同意《曼彻斯特卫报》的观点。问题不在于谁被拒绝了，而在于拒绝的方式。】

《帕尔马尔公报》更直接：

【政府有权说不，但必须说清楚为什么。沉默不是权力，是怯懦！】

自由派报纸开始形成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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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宁街10号，首相格莱斯顿的办公室里气氛凝重。

秘书送来一迭剪报，都是今天各报的评论。

格莱斯顿快速翻看，越看脸色越沉。

他把剪报推到内政部长哈考特面前：“你的‘舆论冷却’策略好像不太管用。”

哈考特额头冒汗：“这只是自由派报纸在闹。保守派媒体还是支持我们的。”

格莱斯顿抽出一份《泰晤士报》：“支持？你看看吧，通篇都在打官腔，一句硬话不敢说。这叫支持？这叫应付！”

他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步：“现在问题升级了。不再是‘该不该拒绝索雷尔’，而是‘英国还算不算法治国家’。

你知道这个问题的分量吗？”

作为内政部长的哈考特当然知道，英国赖以自豪的，就是那套“法治传统”。

议会主权、司法独立、程序正义——这些词写在教科书里，刻在每个英国人的脑子里。

虽然运转起来有这样那样的“潜规则”，但那不能拿上台面来说——比如暗示把《良言》踢出“邮费优惠”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