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斯顿靠在椅背上，看着他：“就这些？”

“目前能想到的就这些，首相。”

“你觉得这些够吗？够让巴黎的报纸停止嘲笑我们？够让纽约的报纸停止转载？够让女王陛下满意？”

哈考特不说话了。

格莱斯顿站起来：“我要你在一周内处理好这件事，让舆论平息，让事件过去！”

“是，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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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威廉·哈考特的办公室。

哈考特面前是内政部的常务次官埃德加·温斯洛普。

他把首相的话复述了一遍，然后问：“温斯洛普，这件事你怎么看？”

温斯洛普沉默了几秒，才缓缓开口：“大臣，这件事的难点在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没有正式文件记录。

对索雷尔先生的特别关注，对海关的指示，对《良言》杂志的压力，对苏格兰场合作项目的终止——

都是通过口头沟通和非正式的暗示完成的。”

哈考特皱起眉头：“你的意思是，我们没法追究具体责任？”

温斯洛普纠正道：“不是没法追究，是不宜追究。一旦启动正式调查，就需要调取记录、询问相关人员。

但很多指示并没有书面记录，相关人员的理解也可能不一致，这样反而容易落下口舌，让媒体抓住把柄。

比如我们对海关说的是‘必要时可拒绝入境’，但海关执勤人员可能理解为‘必须阻止入境’。”

哈考特连忙追问：“所以都是海关的错？”

温斯洛普的回复滴水不漏：“从行政责任角度，最终执行方确实负有直接责任。但更高层面的决策——

尤其是基于风险评估的预防性措施，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内政部的职权范围内是成立的。

问题出在执行层面过度解读，以及应对媒体时的处置失当。”

虽然这番话说得极其曲折，但哈考特听明白了，温斯洛普在给他铺路：

责任可以推到海关，推到现场人员，推到“理解偏差”和“处置失当”。

而内政部的决策本身是“合理且必要”的。

哈考特松弛了一点：“那现在怎么处理？首相给了一周期限。”

温斯洛普想了想，说：“我们需要做几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