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文学影响社会、影响国家的典范事件——它为普通人提供了一种能够理解并表达自身处境的方式。】

《共和国报》相对保守，标题是《危机暂时缓解，而考验刚刚开始》。

文章提醒读者，调查才刚刚开始，真正的难题在后面。

但文章也承认，占领运动能以和平收场“出乎意料”，并且“为未来处理类似危机提供了某种先例”。

《高卢人报》最阴阳怪气，标题是《艺术家们的新舞台》。

文章暗指左拉、索雷尔等人利用危机刷存在感，把严肃的政治经济问题变成了“个人表演”。

但即使这样，文章也不得不承认，这场“表演”确实起到了作用——政府不敢动武了。

这些报纸在咖啡馆、酒馆、沙龙里传阅。人们读着，议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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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运动结束后的几周里，随着舆论的发酵，巴黎的政治空气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那些留在波旁宫，没有逃跑的部长们，夏尔·德·弗雷西内、阿道夫·科什布吕、儒勒·费里，站在了道德高地上！

报纸对他们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

《费加罗报》在一篇评论中写道：【他们是在最危险的时刻，没有犯错的人。】

这句话很快传开了。

“没有犯错”这个评价在第三共和国的政坛上，简直像是勋章！

在这里，政客们通常的成就是“犯的错比别人少一点”。

而现在，竟然有人被公认“没有犯错”？

总理弗雷西内很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

他在议会发表演讲时说：“在那个夜晚，我们面临选择——是动用武力，维持所谓的‘秩序’，还是相信共和国的制度，相信对话与程序的力量？

我们选择了后者。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相信——相信这个国家有能力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

议员们献上了热烈的掌声，就连反对派的议员也不敢公开抨击他。

现在谁要是说“应该镇压”，第二天就会被报纸骂成“嗜血的屠夫”。

谁要是说“让步太多”，就会被质问：“那你当时在哪里？在去瑞士的马车上吗？还是在去英国的轮船上？”

逃跑的部长们成了反面教材。

财政部长马蒂厄第一个撑不住了，调查委员会成立后，他就提交了辞呈，措辞很委婉，说是“因健康原因”。

《共和国报》直接戳穿：

【马蒂厄先生的健康，是在看到军队放下枪时才突然恶化的。】

内政部长勒费弗尔多撑了一周。

但议会里开始有声音要求传唤他，质问为什么警察厅在危机初期反应迟缓。

他嗅到了危险，也辞职了。

商业部长古安和海军部长贝尔热还在硬撑，但日子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