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清楚谁是谁，为什么这样做，后来怎么样了。”

画家嗤笑一声，反问：“那生活呢？生活讲清楚了吗？”

木匠和公务员都愣住了。

画家继续说：“我的生活就是一堆碎片。早上起床，去画室，画画或者不画画，吃饭，喝酒，睡觉。

没什么故事，没什么‘后来怎么样了’，就是这么一天天过。”

公务员低声说：“我也是——办公室，家，咖啡馆……没什么变化。”

木匠想了想：“我也是。工坊，家，酒馆。战争之前是这样，战争之后还是这样。只是……”

“只是什么？”

木匠叹了口气：“只是感觉不一样了。战争之前，我觉得我在建设法国。

战争之后，我觉得我就是个木匠，做桌子椅子，换钱吃饭。没了。”

三个人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公务员忽然说：“这写的就是这个。”

“什么？”

公务员的语气笃定起来：“就是‘没了’！战争把什么东西打没了。不是土地，不是城市，是别的东西。

是什么？说不清。但这里的人，他们都感觉到了——‘没了’。”

画家看着报纸：“所以作者不写‘没了’，他只写这些人怎么活着。虽然人还活着，但感觉没了。”

木匠终于点点头：“我好像有点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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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学院的一次聚会上，几个院士坐在休息室里，他们也在谈《太阳照常升起》。

埃内斯特·勒南忿忿不平地说：“简直是胡闹。不像，随笔不像随笔！”

夏尔·德·马扎德点头：“这个索雷尔写的是什么？酒馆笔记？战地通讯？还是旅行随笔？”

于勒·西蒙更严厉：“这是逃避。面对国家的耻辱，他写的不是反思，不是奋进，而是一群人的堕落。

这些人为什么不思考法国？为什么不谈责任？为什么只喝酒、谈女人、到处游荡？”

这时路易·德·洛梅尼开口了，他已经八十岁了，经历过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现在是第三共和国。

路易·德·洛梅尼的声音很慢：“我读了，我也不喜欢。这的笔调太冷，描写太空白，没有抚慰我的精神。

但我却忘不掉里面的人，和他们的生活。”

他看着其他人：“我儿子就是这样的。1870年他二十岁，上了前线。幸好没受伤，活着回来了，但他变了。

以前他热情，有理想，想当个律师，想服务国家。现在他没工作，没结婚，每天下午才起床，去咖啡馆坐到深夜。

我问他将来怎么办，他说‘不知道’。我问他想要什么，他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