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郭守敬，以翰林出身执掌太史院，却不困于书斋，躬身遍历天下，测日影、定历法，创制简仪、高表等十余种天文仪器，编订《授时历》，精度远超前代，惠及农桑数百年；

及至本朝，李时珍三试不第后，毅然转身，足迹遍及湖广、江西、江苏、安徽，访采四方，考辨八百余家医著，历时二十七载，终成《本草纲目》这部医学宝典；

更有宋应星，举人出身，却遍访匠作，著《天工开物》，被士林讥为“奇技淫巧”，却正合今日之用。

可见，读书人一旦放下“万般皆下品”的偏见，将才智与汗水用在格物务实、探索自然之道上，总能结出超越时代的非凡硕果。

他想起前世在理工大读研时，自家导师曾感慨：“咱们学校偏僻，门口连个像样的宾馆都没有。可正因为如此，少了外界的诱惑纷扰，你们才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如今的大明，某种程度上，正具备这种“耐得住寂寞”的潜力。一旦引燃那点好奇的星火，其燎原之势，或将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朱由校心底，其实是乐于见到这般局面的。

他心里清楚，眼下大明看似百花齐放、新奇事物层出不穷的表象之下，实则根基不稳的隐忧。

大明的蒸汽机、纺织机、水泥、燧发枪、高炉炼铁……这这些撑起“中兴气象”、令朝野振奋的成果，追根溯源，十之七八依赖着系统“天工院”的研究人员，以及自己砸进去的无数真金白银。

说穿了，这是走了捷径，是跨越式的技术引进。

而真正属于大明本土的、系统性的格物之学，其根基依旧浅薄得可怜。

全赖宋应星、王徵这般百年难遇的旷世奇才在支撑，中下层的格物人才几乎是一片空白，难以为继。

而新式学堂的幼苗刚刚播种，远未成林。大明的技术创新和发展，终究不能只依赖系统。

如今朝野士林这股自发探讨、钻研的风气，恰如一阵及时雨，虽未必能立刻催生参天大树，却足以滋润土壤，唤醒更多蛰伏的种子。

念及此处，朱由校收敛笑意，对侍立一旁的赵彦章吩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