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说是前两年遭了灾，跟村里的地主老爷借了粮，如今利滚利还不上，地就‘被’抵过去了。”

“有说是县里衙门换了新册子，说他家祖上分的地和现在对不上，少了亩数，要补缴这些年的税，补不上，地就充公了——可充公之后，他们却发现，地转头就落到了县里某个员外手里。”

“有说是托了相熟的中间人‘投献’，把田产‘挂靠’到什么举人老爷、或者县里某位典史、主簿的名下。名义上，田还是自己种，但赋税和杂派，就由那些老爷们去应付，他们自然有办法免掉或者少交。”

“可如今一听说朝廷可能不稳，税赋说不定要加，心里就怕了，着急去问人家要地，人家怎么可能会认？”

“当初的文书都在人家手里握着，说是‘寄名’，实则成了暗地里的佃户。告？县衙大门朝哪边开你清楚，里面的老爷你认得谁？”

“这一来二去，甚至连佃户的资格都没了，只能当了‘流民’”。

“还有更邪乎的。”王金宝的声音更低了些，带着乡里人谈起官家事时本能的小心。

“我们路上在驿站打尖时，听到几个懂其中门道的行商说，有些地方的豪强，趁着这次乱起来，勾结衙门里的污吏，随便找个由头，就能逼着你把地低价‘卖’给他。”

“不卖？那就派些地痞流氓天天上门闹，或者让里甲摊派你家根本出不起的劳役、捐银，活活把人逼死。”

王金宝看着儿子渐渐凝重的脸色，苦笑着摇了摇头：“三郎，爹是个种地杀猪的，不懂朝堂上那些弯弯绕绕。”

“可爹活了这么大岁数，见过的、听过的也不少。这世道啊，每逢上头换人坐龙椅，下头总要乱一阵。有权有势的，趁机捞好处，兼并土地，收拢钱财。没权没势的百姓，就成了砧板上的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