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开庭。

工地老板带来了三个“工友”，证言一致：农民工自己违规操作，且本身有旧伤。

农民工在轮椅上，气得浑身发抖，嘶哑地喊：“他们撒谎！我根本没有旧伤！他们是一伙的！”

但没有证据。

医院的病历里，没有旧伤记录。

最终判决：农民工承担主要责任（70%），工地老板承担次要责任（30%）。赔偿金额从八十二万，变成二十四万六。

工地老板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农民工当场哭晕过去。

二十四万六，扣除律师费、诉讼费，到手不到二十万。而后续的康复治疗、终身护理，每年至少要五万。

他活不了几年。

杨为民拿到了那五万块钱。

给妻子交了手术费，给儿子交了择校费。

妻子手术很成功，儿子进了重点中学。

一切都很“值”。

从那天起，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

职位从审判员升到副庭长，再到庭长，最后到副院长。

案子越接越大，从工伤赔偿到医疗事故，从合同纠纷到建筑工程。

信封的厚度从五万，涨到十万，二十万，五十万。

他学会了更安全的收钱方式：不直接收现金，而是通过远房亲戚开的咨询公司走账，以“法律咨询费”的名义。

也学会了更专业的判决技巧：不在实体上明显偏袒，而是在程序上做文章——延长审理期限，要求补充证据，把简单的案子拖成复杂案子。

等原告方耗不起，自然会接受调解，接受低额赔偿。

那些因为他的判决而得不到公正的人，那些因绝望而自杀的受害者家属，在他的世界里，渐渐变成了卷宗里的一个名字，一个案号。

直到三年前，他开始“协助”郑文渊。

郑文渊代理的开发商案子，到了二审，总会找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