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手的第一个大案子，是个工伤赔偿纠纷。一个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在施工时从三楼摔下来，脊椎骨折，下半身瘫痪。工地老板只赔了五万医药费就不管了。

农民工起诉，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总计八十二万。

案子很简单。

证据齐全：有事故现场照片，有医院诊断证明，有劳动局的事故认定书。

按法律规定，工地老板全责，八十二万一分不能少。

开庭前三天，工地老板托人找到杨为民，递过来一个信封。

信封很厚，捏在手里沉甸甸的。

“杨法官，那个农民工……他其实自己操作不当。我们工地有安全规范，他违规作业。而且他本身就有腰伤，这次是旧伤复发。”

杨为民打开信封看了一眼。

五万块钱。

崭新的百元大钞，用银行封条捆着。

他当时月工资不到三千。

五万，是他一年半的收入。

他想起妻子刚查出子宫肌瘤，手术费要两万。儿子小升初，想进重点中学，择校费三万。

五万，刚好够。

“证据呢？”他问。

“证据……我们可以找工友作证。”工地老板说，“那个农民工平时就爱偷懒，安全意识差。杨法官，您看能不能……在责任划分上，给他定个主要责任？我们象征性赔点就行了。”

杨为民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那个农民工躺在病床上的照片，瘦得皮包骨头，眼睛深陷。

但很快，他又想起妻子做完手术后的虚弱样子，想起儿子如果能进重点中学，将来考大学会容易得多。

“证据要扎实。”他说，“证人证言要形成证据链。”

“明白！明白！”工地老板连连点头。

第420章一切都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