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明确表示，除非我们的工具能在性能或效率上带来数量级的提升，否则他们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撼动这个稳固的生态。”

“此外，”周立峰补充道：

“德国乃至欧洲层面，对于工业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讨论也越来越多。

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行政指令，但一种隐形的‘技术保守主义’氛围正在形成。

对方谈判团队中有人委婉地表示，将芯片设计这样的核心环节，依赖于一家非欧洲且正在快速崛起的竞争对手，会让他们内部的战略部门感到‘不安’。

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商业竞争，还有一种基于文化、历史和产业地位的不信任。”

陈默表示理解：

“海外顶级客户，急不得。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闯入的是一个由别人制定了数十年规则、并积累了巨大生态粘性的赛场。

技术优势是我们的入场券，但要让这些巨头们离开舒适的旧椅子，坐上我们提供的新板凳，我们需要付出的，是超越技术层面的、长期而艰巨的努力。

要拿出当年海思攻克技术难关的耐心和韧性去磨。

这场仗，考验的是我们的综合实力和战略耐心。

需要我协调集团层面资源，或者亲自出面沟通的，你让林雨晴安排时间。”

“明白！谢谢陈总支持！”周立峰感激地说。

他知道，有陈默这句话，他在前方冲锋陷阵的底气就更足了。

汇报接近尾声，办公室内的茶香似乎也变得更加浓郁。

周立峰看着眼前这位比自己年轻许多，但战略眼光、商业魄力和技术理解力都毫无短板的老板，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