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他又戴了个帽子和口罩，我没看清脸。说话是本地口音，但……但感觉像是故意装的，不太自然。”

刘局长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反侦察意识强。”

他没有急着继续追问，而是给王德胜续了根烟，又让他缓了几分钟。

等到王德胜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他才用一种更加温和、甚至带着几分关切的口吻说：

“小王，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不要有顾虑。你说得越详细，将来法院认定你立功的情节就越清楚。我不是吓唬你，这是实实在在为你着想。”

王德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呛得咳嗽了两声，眼泪又下来了。

但他没有再犹豫，像决了堤的河水一样，把知道的一切都倒了出来：

李宝贵第一次来找他的时间、地点、说的原话；被蒙着眼睛带去的路上闻到了什么气味——他记得有一段路特别臭，像是路过了一个养猪场；那个印刷车间不大，但机器很新，不像是小作坊的设备；那个戴口罩的男人声音低沉，说话很简短，但每句话都像是在下命令；印好的股票一共装了三只蛇皮袋，李宝贵扛走了两只，他扛了一只；他们是通过一个叫“老六”的人往外散的货……

刘局长一字一句地听着，偶尔问一两个细节问题，但语气始终不急不躁，像是在听一个老朋友倾诉心事。

这个时候的王德胜就像一根绷得太久的绳子，一旦松了劲儿，就再也紧不回去了。只要给他一种“说出来就解脱了”的感觉，他就会越说越多，越说越细。

果然，王德胜说到最后，忽然想起一个之前没说过的细节：

“对了，那个印刷厂里……我虽然蒙着眼睛，但进去的时候有人扶着我，我踩到了一块松动的铁板，哐当一声响。那个声音我记得特别清楚，铁板下面好像是个坑或者沟，空的。”

刘局长眼睛一亮，飞快地记了下来。

他放下钢笔，站起身来，绕到王德胜身边，伸手在他肩膀上轻轻拍了拍，力道不大，但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