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躺下来，双手枕在脑后，望着天花板上更深的黑暗。眼皮很重，但大脑异常清醒，像一块过热的cpu，无法停止运转。各种念头，疑问，猜测，恐惧，还有一丝被死死压抑的、微弱到几乎不存在的希冀，交织缠绕，让他无法入睡。

时间缓慢地流淌。窗外的灯火渐渐稀疏了一些，夜更深了。

他想象着明天下午四点零五分，一架从苏黎世起飞的航班，降落在滨海机场的跑道上。一个叫周正明的律师，提着公文箱，走下舷梯，踏入这个潮湿、喧闹、与他平时所处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东方城市。他们会约在哪里见面？酒店咖啡厅？安静的茶室？还是某个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

那个律师，会是什么样子？像电影里那样，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表情严肃，举止一丝不苟？还是会更随意一些？他会怎么看待自己？一个穿着旧衬衫、一脸疲惫、眼神里藏着深深绝望的年轻人，就是他千里迢迢飞来要见的、“可观数字”遗产的“唯一继承人”？

这场景，无论怎么想，都充满了荒诞和不协调。

陈默闭上眼。不再去想。

他只需要等待。等待天亮，去工业园完成那个可笑的最终考核，拿到那八十块补助。然后，等待下午四点零五分之后的那个电话或信息，告知他会面地点。然后，去面对。

无论结果是什么。

瑞士与离世。祖父故事的终点。

滨海与绝境。他故事中，一个或许即将被彻底改写，或许即将彻底终结的节点。

夜晚，在无声的煎熬和等待中，一分一秒地过去。远处传来隐约的、第一班早班车驶过的声音。

天，快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