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灭口，最重要的不是杀人，而是灭口，防止走漏消息。

如此大张旗鼓地张贴榜文，海捕文书，当众问斩，到时候沈通明一回来就查出来了。

“……最合适的理由，其实是勾结建虏，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先斩后奏的重罪。

伪造证据并非难事，这些天的确有人在城中张贴清军要来的揭帖，尤其我们还是无法证明自己身份的南迁难民。

如果是我，我就写勾结建虏，起码沈总兵不会起疑心。

可如果是河盗问斩，性质就彻底变了。

这等于是说，我明明知道河盗是需要你勾决的，可我偏要趁你不在的时候故意用这个蹩脚理由问斩，换你你不生气？”

徐芍娘这回终于来了兴致：“正值战时，沈总兵不一定为这点事跟他们追究啊。”

“确实如此，既然可以随便写个由头，为什么不写最无咎的呢？干嘛要得罪人呢？

就像别人突然来拜访的时候，你不想见，你是派仆役说主家病了无法见客，还是说主家不想见你你走吧。

虽然意思都是一样的，但凡是正常人都知道要说前者。”

也就是说，选择写勾结建虏的后果比写问斩河盗的后果更严重，甚至他们都没发现缪鼎言几人的盐贩身份。

但这是与现实情况相违背的。

方枝儿隐隐有一种预感，她已经渐渐触及到真相了。

虽然可能是随便想个由头，可随便却也能体现书写者内心的真实想法。

在可以写勾结建虏的前提下，他为什么不写勾结建虏？

要知道，这榜文甚至是县衙出的。

那些县衙老油子是刀笔吏，对文字是最敏感的，不可能在这上面犯这种低级错误。

那就有一种可能，写这句话的人不是在恐惧清兵而是在恐惧这句话本身。

“……他可能是在避嫌，他在做贼心虚，营兵或者说县衙里有人在勾结清军。”

徐芍娘仍是摇头：“你这太刻意了，全都是空想和假如，说不定就是一时糊涂写错了呢？”

“你听我说完，假设我是对的，我们接着往下推，他为什么会避嫌？”方枝儿走到榜文前，仿佛在与榜文对话，“避嫌，是因为做贼心虚，那为什么偏偏在这件事上做贼心虚？”

做贼心虚是有条件有程度的。

比如潘金莲与西门庆暗通款曲，随便一个陌生人来说你们通奸，潘金莲肯定不会太心虚。

那什么时候会心虚呢？

那只有他们觉得这个人可能掌握着证据且有能力揭穿的时候会心虚，比如武松过来说你俩通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