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不是懒，而是聪明，或者说是利己。”李一鸣长叹一口气。

这个王二溜子是村里面数得着的懒汉，否则也不会被冠以“二溜子”这个外号。在六七十年代的华北农村，能被称为“溜子”的，不是那种拒绝劳动的普通懒汉，而是狡猾的懒汉，他们出工不出力，偷偷磨洋工，工分不少拿，还干不出多少活的人。

王二溜子便是如此，所谓“上工慢似牛，收工一溜风，低头一坐一个坑”，基本就是他日常写照。

他还有一句口头禅，叫“村头等，地头站，队长不来我不干”，指的就是到了开工时间了，他便在田间地头杵着，看到队长来了象征性的抡两下锄头，队长一走立马就歇了。

在吃大锅饭的公社时代，这种人并不是少数，这种二溜子们只要是脸皮够厚，不在乎别人背地里戳脊梁骨，那工分也是一点儿都不少拿。

但李一鸣却知道，这种人并不是真的懒惰，他们大多数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那种集体劳动的制度下，无论怎么拼命干，一天都是10个工分，甭管你多种出多少的粮食，分配的时候都要和全队人平分，这等于是干活多的人，不仅是养活自己，还要养活干得少的人，而干得少的人，反而可以被包养。

对于利己主义者而言，干嘛去拼命干活？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嘛。反倒是当“二溜子”，每天要清闲许多，只要做做表面工作，工分一点儿也不少。白天累不着，晚上吃饭还能省二两玉米面呢！

也是因为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当他们意识到付出可以与回报成正比时，自然也会选择更多的付出，来获取更多的回报。

于是乎当开始实施包产到户以后，那个“队长不来我不干”的王二溜子，变成了天不亮就下田的勤劳汉子。

想到这里，李一鸣接着问道：“哥，你们队其他人什么情况？也像王二溜子这么勤快么？”

“这我还真没注意，毕竟现在不用每天早晨敲钟了，各干各的活，也用不着记工分，我也不知道他们一天能干多少。不过平时到了上工时间，我们队倒看不着有闲人，都在地里忙活呢！”李洪波回答道。

李一鸣点了点头，目光扫过远处那一片麦田，此时已然褪去了早春的嫩黄，铺展出一片盎然生机，微风吹过，绿浪翻涌，近一尺高的麦苗，茎秆挺拔，叶片窄长，已然展现出蓬勃之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