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是侨置琅琊郡的郡治。

因为元皇帝司马睿是以琅琊王的身份南渡，而且带了一千多户琅琊百姓，所以琅琊郡（或者说琅琊国）成为大晋朝南渡后第一个侨立的郡国。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依附在江乘县南头的金城，是没有实际领土的。但等到桓温做琅琊内史的时候，这厮秉性里闲不住，非但喜欢种树，还喜欢管事，便上书要求琅琊郡实立，于是朝廷反过来把江乘县划给了侨立的琅琊郡，也就是名郡实县，而郡治依然在金城。

从刘阿乘等人所在的流民营地去西面的金城，直线距离其实非常近，但因为这年头隔着山不好走的缘故，要么从北面京口大道绕一下，要么从句容大道往南绕一下，但一个上午内总能来回。

所以，对京口还算熟悉的刘吉利很早便抵达了此地，并正经的报上郡望、姓名，以及自己因为早两年而获得的白籍落户地，然后向郡府报案，说是打死了人。

坦诚说，金城这里是有正经贼曹的，大晋朝的律法制度更是后世公认的完备……没错，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律法、制度大规模前进的时期，这跟某些状况相互不耽误……再加上琅琊郡本身实际上只有一个县，所谓名郡实县，来郡中报案也是合乎法律流程的，所以郡中属吏不敢怠慢，立即招这位彭城刘氏的子弟入内，然后详细询问、记录。

结果刚说了两句话，这些贼曹吏就觉得眼前这个报案人莫不是个失心疯？！

无他，这个案子发生在流民营地内部……这年头，谁管你士族家中、坞堡内、流民队伍里的案子？

须知道，律法是律法，制度是制度，但除此之外还有基本国情和基本国策的！

别的不说，那大晋朝的基本国策是什么？

渡江前不晓得，渡江后主打一个“镇之以静，群情自安”。

这是从王导那时候就延续下来的基本国策……说白了就是不折腾，往大了说就是不搞工程，积极防御不大规模北伐，往小了说就是放任士族门阀和地方豪强自治，包括什么新来的士族越过人家吴地士族的庄园往会稽去占地，什么流民的白籍政策，都是一脉相承的。

这个政策，对于后世人来说当然觉得怪异，但对于彼时刚刚南渡的大晋朝廷来说，地域矛盾、南北矛盾、经济矛盾、阶级矛盾都已经到一定份上，这个政策是真救命的。

非只如此，王导之后，但凡是想做点事的，全都失败，全都招祸，似乎更加验证了这个政策的正确性。

当然，桓温灭成汉是个例外，所以给建康朝廷带来了极大震动，都觉得再不北伐不光是道义上说不过去，考虑基本利害也过不去的。

此外，想想也就知道了，皇帝想集权，士大夫想北伐，底层士族想寻求政治出路，这都是人心之必然，所以，便是没有桓温，这个基本国策也注定会不停摇摆，所谓“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然后“静极思动，动则必败”，等王师败了，自然要重新“镇之以静”，再“群情自安”。

可不管如何，只说眼下，渡江三十年，这个基本国策已经渗入到大晋朝方方面面的，并且形成了某种传统。

行政、律法都是如此。

有贼人进了你们流民营地，你杀就杀了嘛，自己挖坑埋了……报什么官呢？

五斗米道的坞堡里还贩卖军械呢，你看我们管了吗？

但偏偏这位衣着还算整洁，还报上了郡望，谈吐明显像是读过书的报案人就微微驼着背坐在那里，好像什么都不懂，又好像什么都懂一般，认认真真的讲着事情的来龙去脉。

看他那样子，似乎不把这个破案子给处理妥当，他下一刻就要去建康城敲登闻鼓找小皇帝告御状一般！

当然，朝廷在洛阳时，敲登闻鼓的就没几个好下场，这话也只是个玩笑话……真正的说法是，这个人像模像样的，还自陈彭城刘氏，若是不给他办，他有士族的关系给闹到上头去怎么办？

要知道，上头又不止是个建康城登闻鼓，随便扯到哪个二品甲门士族，反过来指到袁质袁内史那里，袁内史拿起条文一问，那估计真是贼曹不给办案的责任。

要不捏着鼻子给他办了？不就是跑一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