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陶德曼只觉得这个年轻人很聪明。

现在回头看——何止是聪明。

他把照片放回抽屉。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

华盛顿。

国务院远东事务办公室。

一份标注着“机密”的电报被放在了远东事务顾问亨贝克的桌上。

电报来自驻华大使詹森，内容简短：中国军队在安徽池河镇全歼日军第十三师团，这是继江浦之役后第二次整建制歼灭日军师团级部队。

中国政府士气高涨，校长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明确表态拒绝任何形式的议和。

亨贝克读完电报，在旁边的便签纸上写了一行字——

“如果中国人能持续取得这样的胜利，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对日本的道义禁运力度。”

他把便签纸夹进文件夹，起身走向国务卿赫尔的办公室。

敲门之前，他停了一下。

隔壁办公室里传来打字机的声音。

有人在起草一份关于修改《中立法》适用范围的内部讨论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在三个月前还不可能出现在国务院的打字机上。

现在它出现了。

因为一个叫陈默的中国人，在一个叫池河镇的地方，再次干掉了两万一千个日本兵。

战争改变政治。

胜利改变立场。

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则。

而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的烟斗里冒出一缕青烟。

他面前的桌上，摊着一份苏联驻华武官发回的战报。

他用铅笔在“陈默“这个名字下面画了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