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笔名，第一次以铅字形式出现在正式的文学出版物上。

那种感觉很奇妙，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是因为这篇文章本来就是他写的，陌生是因为当看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以铅字体出现在刊物上的那份仿徨。

他找了个靠窗位置坐下，开始阅读。

不是读自己的文章，因为那里每个字他都记得。

而是读同期其他作品，读编者按，读读者来信栏。

很快，他皱起了眉。

这一期《收获》的头条小说《荒原》，写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遭受迫害，家破人亡，最后精神崩溃。

文字阴郁灰暗，通篇是控诉与绝望的嘶喊。

《人民文学》上一篇散文《逝去的年代》，作者追忆民国时期的“风雅”与“自由”，对当下的一切充满鄙夷，字里行间透着“今不如昔”的哀叹。

就连《萌芽》上，除了他的《向南的车票》，另外几篇小说也大多沉浸在个人伤痛中：青春的迷茫，爱情的幻灭，对现实的愤懑与疏离。

周卿云合上杂志，望向窗外。

梧桐叶在秋风中沙沙作响，像无数声叹息。

这就是1987年的中国文坛：伤痕文学的余波未平，反思文学方兴未艾，一种更偏激的、全盘否定当下的思潮正在滋生。

许多作家、知识分子、甚至大学生，都在用一种近乎绝望的眼光审视这个国家。

他们看到创伤，看到落后，看到不完美，于是得出结论：一切都是错的，一切都是灰暗的。

这种情绪在校园里同样弥漫。

刚才回宿舍的路上，他听到的不仅是同学对战士的轻视，还有更刺耳的议论：

“听说日本的大学生，宿舍有空调，实验室设备都是最新的。”

“要是能出国就好了，离开这个穷地方。”

“国内有什么好？连本像样的哲学书都买不到。”

周卿云理解这种情绪：这个国家刚从动荡中走出，百废待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真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