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长叫刘建明，历史系大三，江西人，说话时总爱扶一扶鼻梁上的黑框眼镜。

他胸前别着的复旦校徽擦得锃亮，在阳光下微微反光。

“对了，周同学，你是哪个系的？”刘建明问。

“中文系。”

“中文系啊！”刘建明的声调高了些，“那可是咱们学校的王牌之一。虽然……”

他顿了顿，嘴角扬起一个微妙的弧度，“虽然总有人拿北大中文系说事，说什么‘北有北大，南有复旦’，但咱们自己知道，真要论思想活跃、眼界开阔，咱们不输谁。”

他身体微微前倾，像在分享什么重要心得：“北大那边，太‘正’了。写东西总要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咱们上海不一样，《收获》就在这儿，海纳百川。你看这几年冒头的作家，王安忆、程乃珊、孙甘露……哪个不是上海出去的？这叫水土！”

周卿云安静地听着。

八十年代高校间的这种微妙竞争，他再熟悉不过。

每个学校的学生都以自己的母校为傲，尤其在文学领域，南北之分、京海之争，从来都是津津乐道的话题。

“不过话说回来，”刘建明拍了拍周卿云的肩膀，“能考进复旦中文系，你就是同龄人里的尖子。别的不说，光是高考那道坎，就筛掉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现在国家培养你们这些大学生，学费全免，每月还有补助：十二块五，三十五斤粮票，够体面了。”

他说得理所当然。

是啊，从1977年恢复高考起，这已经是惯例了。

国家把大学生当宝贝，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天之骄子”，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栋梁。

大客车拐进邯郸路，复旦的校门出现在眼前。

青砖门柱，伟人题写的“复旦大学”四个大字苍劲有力。

校门口进进出出的学生，有的骑着“永久”自行车，车铃叮当作响；有的抱着书本步履匆匆；女生们大多穿着素色的连衣裙，男生则是白衬衫蓝裤子，朴素却难掩朝气。

周卿云的心跳快了一拍。

前世，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读书、教书、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