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起并未直接对郑怀仁发难，但东厂雷厉风行的抓捕行动，却让整个工部乃至关联衙门风声鹤唳。

骆秉章亲自带队，以周文德供词为线索，在短短数日内，连续缉拿了工部都水司、营缮司等相关官吏七人，皇商、木厂和石场管事五人，并查封了其名下多处产业。

同时，远在河南的开封府同知孙茂才也被东厂番子“请”回了京城，与周文德做了牢友。

钱安良虽然暂时未被收监，但其府邸已被东厂严密监控，本人也被变相软禁在府中，惶惶不可终日。

抄家所得，初步清点便已超过四十万两白银，另有珠宝、古玩、田契、房契无数。

林慕雪带着户部新调拨的一批算学吏员，日夜不停地清点、造册和入库。这些“意外之财”，恰好解了监理司和筹建中“神机院”的燃眉之急。

杨博起毫不客气，直接划拨三十万两，作为监理司未来一年的运作经费和“神机院”的启动资金，并上奏朝廷，请求以此案追缴赃款设立“工程廉政专款”，专用于未来经监理司审计核准的工程及军械制造，专款专用，独立核算。

此举既是将贪官之财用于正途，赢得朝野部分清议支持，也初步建立了绕过传统户部和工部体系的专项财政通道。

然而，杨博起的目光并未仅仅停留在工部内部的工程贪墨。

他深知，一个帝国的根基，除了钱粮，还有武备。

工部与兵部，在军械制造和武库管理上，关联密切。郑怀仁、钱安良等人能如此肆无忌惮地侵吞工程款，在军械上，难道就会手下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