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过三巡，王守义似是微醺，摇头叹息道：“文博兄，近日朝中风气，令人忧心啊。”

孙文博亦有同感：“守义兄所言甚是。刘谨把持内廷，隔绝圣听，已是司马昭之心。”

“如今大皇子殿下……唉，本是仁孝聪慧，奈何与那刘谨走得未免太近了些。长此以往，恐非社稷之福。”

王守义趁机压低声音：“岂止是走得近？我听宫中传闻，司礼监近日几道紧要批红，大皇子殿下都‘恰好’在侧‘请教’，其中关节……耐人寻味啊。”

“外间已有议论，说这‘协理’，怕是要协理到司礼监去了。祖宗家法，宦官不得干政，皇子更应避嫌，如今这般……唉，只怕将来阉宦与皇子勾结，重现前朝祸事。”

孙文博闻言，脸色顿时变了。

他是正统儒臣，最重礼法规矩，皇子结交权阉、干预内廷批红，这是犯了大忌！

若真如此，那朱文杰所谓的“仁孝”形象，恐怕要大打折扣。

“守义兄，此言当真？可有实证？”孙文博急问。

“实证岂是易得？刘谨把持宫禁，滴水不漏。”王守义摇头，“只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文博兄不妨多留心，看看近日经手礼部的奏章仪注，可有不合常理之处？大皇子殿下，是否对某些本应由陛下圣裁或内阁议定之事，过于‘关切’了？”

孙文博若有所思。

此后数日，他果然格外留意，越留意越发现蹊跷：几份关于祭祀、藩王礼制、乃至后宫仪注的题本，司礼监的批红都符合大皇子此前流露出的意向；大皇子“侍疾”之余，与某些官员往来过密，其中不乏风评不佳之辈；更有流言说，大皇子曾对身边人暗示，若他日得登大宝，当“厚赏”刘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