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陈峰吃了几口面，忽然说，“运输船队2月4号出发。”

老人身体微微一震。

“您……真要去？”陈峰看着他。

王伯沉默了很久。办公室里的钟嘀嗒作响，窗外传来远处港口的汽笛声。

“少爷，”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我老了，我还想为兰芳做点什么。”

陈峰起身，走到酒柜前倒了两杯白兰地，一杯递给王伯。

“喝一口。”

王伯接过，手在颤抖。他喝了一大口，呛得咳嗽起来。

“四十四年了。”他缓过气来，声音平静了些，“每年清明，我都朝着南洋的方向烧纸。烧给父亲，烧给那些死在荷兰人手里的乡亲。可纸灰飞得再远，也飞不回婆罗洲。”

他抬起头，看着陈峰：

“少爷，您说要带我们回家，老朽信。这些年来，我看着您造战舰、建工厂、练新军，我知道您是认真的。现在，船要开了，您让老朽待在后方等消息？我等不了。我要回去，我要站在父亲倒下的地方，告诉他：爸，儿子回来了。不只我回来了，我们还带着舰队、带着大军回来了。荷兰人的旗子，该拔掉了。”

陈峰看着他，看着这个从小照顾自己的老人。王伯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芒——那不是老年人的浑浊，而是像年轻人一样的炽热和决绝。

“海上很苦，婆罗洲很危险。”陈峰说，“您年纪大了……”

“老朽的身体自己清楚。”王伯打断他，“还能走，还能扛。再说了，又不是让老朽去打仗，就是坐船过去，上岸看看。就算……就算真有个万一，能死在回家的路上，也比死在异乡的床上强。”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陈峰知道再劝也没用了。

他走回办公桌，拉开抽屉，取出一枚金质徽章。徽章设计得很简单：一面是兰芳的黄龙旗，另一面刻着“归乡”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