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湾的凌晨四点。

陈峰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没有开灯，直接从床上坐起来——这是三年流亡生涯养成的本能。

“进来。”

门开了，王伯举着油灯走进来。老人的脸上没有任何睡意，只有一种沉痛的凝重。

“少爷，‘光复号’急电。”他把一张译好的电报纸放在床头柜上，“爪哇出事了。”

陈峰拿起电文，就着油灯的光看。他的阅读速度很快，但看到“四十七人”那个数字时，手指还是停顿了一下。

然后他继续往下看，看到李特的请示，看到那句“见死不救，恐寒三十万侨胞之心；然擅自行动，或乱全局之谋”。

“好一个李特。”陈峰低声说，“两难之间，把最难的决定推给我了。”

王伯站在一旁，没有接话。他知道，这种时候不需要他说话。

陈峰掀开被子下床，走到窗边。窗外，迪拜港的灯火还在亮着——那是船坞的夜班工人在赶工，是发电厂的三班倒，是这个新生国家二十四小时不停歇的心跳。

“王伯，”他背对着老人问，“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

王伯沉默了几秒，缓缓开口：“老朽不懂那些大战略。但老朽记得，三年前我们离开坤甸的时候，码头上有个老太太拉着我的手问：‘王伯，你们还会回来吗？’我说会。她又问：‘那……那要多久？’”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发涩：

“我说不出话。因为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三十万张吃饭的嘴，和一片光秃秃的沙漠。”

陈峰转过身，看着老人。

“后来呢？”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