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这毛文龙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年间拥有如此“气候”，与当年袁可立的鼎力支持可是脱不开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袁可立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失察”之责。

“东江镇位置险要，绝不可轻举妄动。”

未等脸色骤然涨红的兵部尚书王在晋和前任辽东督师孙承宗出声，案牍后的朱由检便率先定下了基调，算是缓解了暖阁中剑拔弩张的气氛，也让两位深谙皮岛重要性的重臣将已经涌至喉咙深处的话语重新咽了回去。

如若说西北边塞的封疆大吏和边镇将校们或许还仅仅是存在利用“套寇”来中饱私囊的嫌疑；那么孤悬于海外，对朝廷“听调不听宣”的毛文龙此举，便是毫无争议的“养寇自重”！

毛文龙是笃定朝廷忌惮他在东江军中的影响力，且朝廷“鞭长莫及”，这才敢“坐地起价”！

换一个角度而言，这毛文龙倒也确实有“底气”坐地起价，毕竟那场近乎于改写大明国运的“己巳之变”便是最好的证明。

在原本的历史上，年少轻狂的崇祯皇帝对号称“五年平辽”的袁崇焕深信不疑，不仅令其主政辽东，甚至原本在行政规划上与其“平起平坐”的登莱镇和东江镇都要受其节制。

崇祯二年六月，因长期与毛文龙存在着战略分歧的缘故，袁崇焕以“阅兵”为由，乘船抵达皮岛，并趁机擒杀毛文龙，导致东江军群龙无首，人心惶惶。

彼时的袁崇焕绝对不会想到，正是因为他的“意气用事”，导致建州女真再无后顾之忧。

经过缜密的计划和准备，在毛文龙被斩首三个月之后，女真大汗皇太极便率兵借道蒙古，近乎于神兵天降的出现在蓟镇关外，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己巳之变”。

自此，大明在辽镇耗时数年，好不容易才依靠“宁锦防线”与建奴达成的战略平衡，再度被打破。

毛文龙固然野心勃勃，但却不可像擒杀宣府镇晋商那般，将其贸然斩首；而是要徐徐图之，以保证东江军的稳定。

“陛下所言甚是。”

深吸了一口气，强压住心中的惊怒和不甘，面色涨红的袁可立咬牙切齿的附和道。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东江镇对于如今的辽镇拥有何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那野心勃勃的毛文龙究竟在东江军士卒中拥有何等恐怖的影响力和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