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了。”

陈平放坐在技术处走廊的塑料椅上等。走廊里的空调嗡嗡作响，吹出来的暖风带着一股铁皮管道的腥气。

一小时四十分钟后，周涵推开实验室的门，手里捏着一张a4纸。

“声纹匹配度97.6%，置信区间在99%以上。录音中标记为'甲方'的说话人，与郑维远的声纹样本高度一致。”

他把a4纸递过来，上面是两组声纹波形的叠加图。

“另外，我们对录音的音频层做了分析。没有拼接痕迹，没有变速处理，录音设备的底噪特征与索尼icd系列便携录音笔一致。从磁带老化程度判断，录制时间在1999年到2001年之间，与机身刻字标注的日期吻合。”

陈平放把报告折好，装进内兜。

“周涵，这份鉴定报告出几份？”

“按季厅长的指示，只出一份纸质件，电子版封存在隔离服务器上，访问权限只有三个人。”

“哪三个？”

“季厅长，你，还有我。”

陈平放点了一下头，走出技术处。

车开到半路，他拨了刘省长的电话。

“省长，我有一份材料，必须当面给您看。”

刘省长那边翻文件的沙沙声停了。

“什么材料？”

“能在常委会上用的那种。”

沙沙声没有恢复。

“晚上八点，我办公室。”

晚上七点五十五分，陈平放走进省长办公室。

刘省长坐在办公桌后面，老花镜架在鼻梁上，面前摊着厚厚一叠文件。

陈平放把声纹鉴定报告和录音笔一起搁在桌面上。

“1999年11月17日，时任省委副秘书长郑维远指示我父亲陈建邦违规转移资金，并以家人安全相威胁。我父亲拒绝配合，两年后死于'心梗'。资金通过松鹤账户流转至今，累计过亿。”

刘省长摘下老花镜，拿起录音笔翻转了一下，看到背面刻着的日期。

“声纹比对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