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应是可预见的。各省议会争吵三个月后，达成妥协：提高消费税（影响穷人），维持财产税（影响富人），削减军费百分之十（影响军队）。典型的“得罪所有人但不足以解决问题”的荷兰式方案。

英国的回应更直接：同意提供贷款，但要求荷兰军队完全服从马尔堡公爵指挥，并且给予英国商人更多贸易特权。

“慢慢交出主权，”扬二世评论，“先是军事指挥权，然后是贸易权。接下来是什么？”

“只要利息继续支付，没人关心主权，”小威廉疲惫地说，“你祖父说得对：债务是最温柔的枷锁。不痛，但越来越紧。”

家族第四代开始登上舞台。

1704年，玛丽亚的女儿卡特琳娜（以曾祖母命名）十六岁，对植物学毫无兴趣，却迷上了政治哲学。她在莱顿大学图书馆阅读霍布斯、洛克的最新著作，回家后在晚餐桌上发表惊人言论：

“荷兰共和国的问题在于它既不是真正的共和，也不是真正的民主。七省议会代表商人寡头，普通人没有发言权。没有执政后，连表面的统一都没有了，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争夺。”

玛丽亚惊讶地看着女儿：“谁教你的这些？”

“书教的，母亲。还有……现实。市场上面包又涨价了，因为消费税提高了。谁决定的？那些从不需要排队买面包的人。”

小威廉的孙子，也叫威廉（家族传统），十八岁，刚结束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实习。他有不同的视角：

“但荷兰的强项从来不是政治，是商业。交易所才是真正的议会，股价才是真正的选票。voc的董事们比各省议会有更大的权力，因为他们控制真正的财富。”

“voc在腐败，”扬二世插话，他最近出版了新书《东印度公司的黄昏》，这次署真名，“垄断导致低效，暴力导致反抗，账目……有创造性。”

“但股价还在涨，”年轻的威廉说，“因为香料需求还在。只要分红继续，没人关心班达群岛发生了什么。”

餐桌上的争论反映了荷兰的分裂：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利润，过去与未来。

扬叔叔坐在轮椅上静静听着，突然说：“我该画一幅新画，《四代人的餐桌》。你们都在说话，但听不见彼此。因为说的是不同的语言：老一代说责任，中生代说代价，年轻一代说……新词。我甚至听不懂那些新词。”

“那是因为世界在变，叔叔，”玛丽亚温柔地说。

“世界一直在变，”扬叔叔说，“但荷兰人变得特别快。有时候太快，灵魂跟不上。”

1704年8月，布伦海姆战役的消息传来。马尔堡公爵率领英荷联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击败法军。消息在海牙引起短暂狂欢，但细看战报，荷兰人心情复杂：荷兰军队承担了最艰苦的防御任务，伤亡惨重，但英国获得了大部分荣耀。

更微妙的是，战役的巨额花费进一步加剧了荷兰的财政危机。胜利的账单比失败的账单更贵，因为胜利意味着要继续推进，而不是撤退。

小威廉的航运公司参与了战后运输：伤员、战利品、补给。生意繁忙，但利润率下降——因为军方付款更慢了。

“他们在等英国贷款到位，”会计解释，“而我们等不起。”

“那就贴现给银行家，”小威廉说，“虽然损失百分之十五，但拿到现金。计算过吗？等三个月拿全款，和现在拿百分之八十五，哪个更划算？”

“如果我们的资金成本是每年百分之十，等三个月相当于损失百分之二点五。所以拿百分之八十五更划算，只要我们在三个月内能利用这笔钱赚回超过百分之十二点五。”

“很好，”小威廉微笑，“你学会了范德维尔德家的计算。”

但他私下担忧。这种短期计算掩盖了长期问题：荷兰正在耗尽储备，不仅是财政储备，还有人才储备、精神储备、历史储备。

一天下午，他去海牙的老教堂墓地，站在威廉三世的纪念碑前（遗体葬在英国，但荷兰立了纪念碑）。碑文简洁：“荷兰执政，英国国王，新教自由的捍卫者。”

“殿下，”小威廉轻声说，周围无人，“您留下了空白。我们不知道如何填补。也许您自己也不知道。统治两个国家，最终不属于任何一个。这是您的悲剧，也许也是荷兰的悲剧：我们变得太复杂，忘了简单的开始。”

他想起祖父老威廉：一条鲱鱼，一本账本，一个货栈。简单的计算，清晰的敌人，纯粹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