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执政采用了非传统的战略。他知道荷兰陆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如法国，所以他选择机动战：突袭补给线，骚扰后方，避免正面决战。

“我们是蚊子，”他对军官们说，“不断叮咬大象。大象可以踩死很多蚊子，但如果叮咬不停，它最终会失血或发疯。”

卡特琳娜在莱顿通过玛丽亚的未婚夫——一个在威廉三世参谋部工作的年轻军官——了解到这些细节。她印象深刻：“这个年轻人懂得以弱胜强的道理。”

“他还懂后勤，”玛丽亚说，“他亲自审阅军粮供应计划，甚至过问了士兵鞋子的质量问题。他说‘饿兵不能战，冻兵不能守，烂脚的兵哪里都去不了’。”

卡特琳娜微笑：“听起来像我们范德维尔德家的人会说的话。”

家族的恢复也在继续。

小威廉的航运公司接到了新合同：从波罗的海运输木材和铁到阿姆斯特丹造船厂。战争需求刺激了军工，而军工刺激了基础贸易。利润率不高，但稳定。

更重要的是，他接到了儿子扬二世的信——不是通过军方渠道，而是通过一个中立国商人转交的厚信封。里面除了家信，还有几十页手稿。

“父亲，随信附上我最近写的‘东印度观察笔记’的一部分。我知道现在出版不可能——voc会阻挠，政府会审查。但也许有一天，荷兰人需要知道他们的财富是从什么样的代价中来的。

另：我申请调往地中海舰队。大西洋战线稳定了，但法国在地中海威胁我们的贸易航线。德·鲁伊特将军同意了。请不要担心，地中海比北海平静得多——至少风暴少些。”

小威廉阅读手稿。儿子详细描述了voc在班达群岛的政策：强迫种植、人口控制、对反抗村庄的惩罚性远征。文字冷静客观，但数字背后是鲜血——一吨香料的利润对应多少条人命，一张股东分红支票对应多少家庭破碎。

他想起祖父老威廉的账本，那些关于“平衡”和“原则”的边缘笔记。三代人过去了，同样的问题以更大的规模重现：商业扩张的伦理边界在哪里？

那天晚上，他在家族档案馆里翻阅老账本，找到了1579年的一段记录。那时voc还没成立，老威廉在讨论“联合贸易公司”的概念时写道：

“任何垄断都会腐败，除非有监督；任何权力都会滥用，除非有制衡。如果我们要创建公司去东方，必须确保它服务国家，而非国家服务它。”

但现实是，voc已经成了国中之国，甚至有自己的军队、外交、司法系统。它服务股东，而不是国家或道德。

小威廉在页边空白处添加新注释：

“1674年，孙辈发现祖父的警告已成真。voc已成怪兽，但怪兽太富有、太强大，无人敢驯服。也许荷兰的衰落不会来自外部敌人，而来自内部腐败——从崇高的理想沦为纯粹的贪婪。这是最荷兰式的悲剧：计算了一切，除了自己的灵魂。”

1675年，陆上战局开始缓慢逆转。

威廉三世组织了一次大胆的渡河作战，在科特赖克击败法军偏师。不是决定性胜利，但证明了荷兰陆军能进攻而不仅仅是防守。

更重要的是心理影响。法国军队发现，这些“奶酪贩子”不仅会淹自己的土地，还会在合适的时候狠狠咬一口。路易十四的元帅们开始更加谨慎，而这给了荷兰人空间。

在收复的城镇里，扬叔叔被邀请记录“解放”。他画下了荷兰士兵与当地居民重逢的场景：拥抱、哭泣、分享食物。但也画下了战争的遗留：烧毁的房屋、被砍伐的果园、墓地里的新坟。

在一幅画中，他描绘了一个老农民在盐碱地里播撒种子。背景是依然可见的水线痕迹，前景是粗糙但充满希望的手把种子撒进受伤的土地。他给这幅画取名：《固执的播种》。

画在阿姆斯特丹展出时，引起轰动。不是因为它多美，而是因为它真实。人们看到了战争的代价，也看到了复苏的可能。

一个评论家写道：“范德维尔德先生画出了荷兰的灵魂：不是耀眼的黄金，不是宏伟的舰队，而是在废墟上播种的粗糙双手。那是我们的真正财富。”

卡特琳娜和玛丽亚的农业研究终于得到官方认可。威廉三世拨款建立“土地恢复基金”，推广她们的耐盐作物轮作方案。第一批实验农场在1676年春天开始收获——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但至少是收获。

“三年，”卡特琳娜在收割第一垄土豆时说，“三年从盐碱到粮食。荷兰人可以等，因为知道等待会有结果。”

玛丽亚已经在规划下一步：“我们需要建立种子库，保存耐盐作物的种子。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需要它们？”

“希望没有下次，”卡特琳娜说，“但准备总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