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粮食价格会飞涨。”卡特琳娜说，“我们已经储备了足够家族和员工食用一年的土豆和小麦。但我建议：公开土豆种植技术，免费发放手册。这不是慈善，是稳定社会。饥饿的城市会暴乱，暴乱会输掉战争。”

卢卡斯皱眉：“可如果我们免费发放，怎么赚钱？”

“长期投资。”玛丽亚插话，声音冷静如科学家做报告，“稳定的社会才有持续的商业环境。而且，母亲和我在试验一种新方法：在土豆垄间种豆类，可以固氮，提高土地肥力。如果我们现在推广，战后荷兰农业生产力能提高，粮食自给率上升，贸易谈判时就更少受制于人。”

小威廉看着姑姑和堂妹，突然感到一种奇特的安慰：当男人们在计算船只和炮弹时，女人们在计算土壤和种子。两种计算都关乎生存，只是时间尺度不同。

“我同意。”他说，“父亲常说，荷兰的崛起是因为我们计算得比别人好。现在我们需要计算战争，也要计算战争之后。”

会议决定：航运公司调整航线，避开高风险区域；voc股份部分减持，转投国内造船厂；公开推广土豆种植技术；家族信托基金设立“战争风险缓冲金”。

只有一件事悬而未决：扬二世已经正式加入海军，被分配到一艘新下水的快速战舰“莱顿号”上。小威廉没有反对，但每天晚上，他都会在海图前停留很久，手指摸索着北海的每一处暗礁和浅滩，仿佛能通过这种触摸保护远方的儿子。

1653年，战争进入第二年，变得更加残酷。

著名的“波特兰海战”持续了三天，双方损失惨重。荷兰勉强维持了航线畅通，但代价高昂。扬二世在战斗中负伤——不是炮弹，是接舷战时被弯刀划伤肩膀，幸好不重。

他休假回家时，带回了一个英国俘虏的日记——在登船战中缴获的。日记主人是英国海军的一名年轻军官，剑桥毕业，喜欢诗歌。

玛丽亚好奇地翻阅（她的英语很好），发现了一段有趣的记录：

“今天看到了荷兰的商船队形，令人惊叹的秩序。他们的护航舰只不多，但商船本身也装备了小炮，水手训练有素。这不像海军，更像……移动的贸易公司武装护卫。难怪他们效率这么高：每个水手都知道保护的是自己的投资，而不只是国王的命令。”

她把这段话读给大家听。卢卡斯若有所思：“所以英国人在学习我们的组织方式？”

“也在学习我们的金融方式。”小威廉说，“我听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模仿voc的股份结构。战争结束后，无论谁赢，世界都会变得更像我们——或者我们变得更像他们。”

扬叔叔刚从另一场海战回来，带回了十几幅素描。其中一幅画的是战斗间歇，双方水手在海上捞救落水者——不分敌我，只是海上人的默契。

“特龙普将军允许我画这个场景。”扬说，“他说：‘战争是必要的，但人性也是。’”

卡特琳娜看着那些画，突然说：“也许我应该画一本新的植物图谱，《战争时期的可食用野生植物》。如果围城或封锁再次发生……”

她没有说完，但所有人都想起了莱顿围城的故事。那个家族传奇，从老威廉到小威廉，四代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重复着相似的剧本：繁荣、冲突、生存、重建。

1654年4月，战争在双方筋疲力尽中结束。《威斯敏斯特和约》签订，条款对荷兰不利：必须承认《航海条例》，赔偿英国损失，并秘密条款——将奥兰治家族排除在荷兰最高权力之外（英国担心亲法国的奥兰治派掌权）。

消息传来时，家族再次聚会。气氛复杂：战争结束了，但不算胜利；和平恢复了，但代价沉重。

小威廉看着儿子扬二世肩上的伤疤，突然说：“你知道你曾祖父的老账本今年可以开启了吗？按照遗嘱，1654年。”

所有人都愣住了。老威廉的三大册账本，封存在莱顿大学图书馆五十年，今年到期。

“我们去看看。”卡特琳娜说，声音里有一种奇特的期待，“也许里面有我们需要的智慧。”

一行人前往莱顿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拿出那个密封的木箱，标签已经泛黄：“威廉·范德维尔德账本，1604年封存，1654年可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