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手猛地一颤，差点没拿住。她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手中沉甸甸、金灿灿的奖牌，又抬头看看聂枫平静的脸，嘴唇哆嗦着，眼眶瞬间就红了。她用颤抖的手指，一遍遍摩挲着奖牌光滑冰凉的表面，又翻开证书，看着上面烫金的字迹和鲜红的印章，尽管她识字不多，但那“第一名”、“金牌”的字样，她是认得的。

“好……好……好……”母亲一连说了好几个“好”字，声音哽咽，泪水顺着枯瘦的脸颊滚滚而下，滴落在证书上，晕开一小片湿痕。“我儿子……有出息了……妈就知道……我儿子一定有出息……”她泣不成声，泪水里有喜悦，有心酸，更有太多太多难以言说的苦难和期盼。

聂枫静静地看着母亲流泪，没有劝慰，只是伸出手，轻轻握住了母亲那只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掌心传来的冰冷和颤抖，让他心头酸涩。这块金牌，或许无法立刻治愈母亲的病痛，无法立刻改变柳枝巷的逼仄潮湿，但它是一个信号，一个证明，一条可能通向未来的、哪怕依旧狭窄却总算出现的缝隙。这就够了。

接下来的两天，聂枫的生活仿佛被按下了某种奇怪的开关。一方面，他依旧是柳枝巷那个沉默寡言、照顾病母的穷学生，生火做饭，煎药熬汤，清扫屋子，一切如常。另一方面，学校、市里乃至这个小城，似乎都因为这块金牌而“热闹”了起来。

校长果然兑现了承诺，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了一场颇为隆重的“庆功暨表彰大会”。红底白字的横幅高悬，全校师生黑压压地坐在下面。聂枫被安排在**台最显眼的位置，旁边是笑容满面的校长、陈老师，还有几位市教委来的领导。他穿着那身别扭的西装，胸前戴着那枚金牌，面无表情地听着领导们慷慨激昂的发言，听着他们将他的“事迹”拔高到“见义勇为”、“坚韧不拔”、“为校争光”的高度。台下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无数道目光聚焦在他身上，好奇的，羡慕的，崇拜的。聂枫只觉得那聚光灯比省城礼堂的还要灼人，那掌声也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遥远而不真实。他只是按照陈老师事先的嘱咐，在需要的时候站起来，鞠躬，说几句“感谢学校培养”、“感谢老师教导”、“今后继续努力”的套话。声音平板，毫无波澜。

随后是市里一家小报的采访，记者刨根问底，想挖掘更多“背后故事”，尤其是“勇斗歹徒”的细节。聂枫的回答依旧简洁，甚至可以说是敷衍，将危险轻描淡写地带过，重点强调是“大家齐心”和“警察及时赶到”。记者似乎有些失望，但最终还是写出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报道，配上了聂枫戴着金牌、表情严肃的照片，登在了报纸的显眼位置。

再然后，是各种或明或暗的关注。走在校园里，认识不认识的老师都会对他点头微笑，拍拍他的肩膀，说一句“好样的”。同班同学看他的眼神更加复杂，羡慕有之，疏远有之，偶尔还能听到一些压低声音的议论，“走了狗屎运”、“还不是靠运气”之类酸溜溜的话语，飘进耳朵。聂枫一概不理，依旧独来独往，上课，做题，照顾母亲。只是，他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那道无形的、将他与周围大多数人隔开的屏障，似乎因为这块金牌，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厚重了。

这天下午，放学铃声刚响，聂枫收拾好书包，正准备像往常一样赶回柳枝巷，却被班长叫住了。

“聂枫，班主任让你去一趟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