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部戏没有情节，没有人物。

只有四个演员，站在台上对着空气，咒骂了两个小时。

“为什么观众，必须理解导演意图？”

汉特克的德语口音很重，像砂纸打磨钢板。

“导演拍完电影，作品就是观众的了。他拍一只母羚羊舔幼崽的额头，我想到我母亲1968年冬天在慕尼黑，把最后一块面包塞进我手里。这不叫理解，叫共振。”

“共振不是标准。”里维特把眼镜戴回去。

“那你告诉我标准是什么？”

汉特克没有等对方回答，“戛纳的标准？奥斯卡的标准？还是你雅克·里维特一个人的标准？”

长桌另一端，英国评委德里克·马尔科姆翻开笔记本。

他是《卫报》首席影评人，入行二十二年，写过四千多篇影评。

英国电影圈，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被马尔科姆骂过的片子，不必指望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

“汉特克先生，”

他放下笔，十指交叉，“您说的‘共振’，是所有电影都在追求的效果。但《家的生物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几乎完全排除了‘叙事’这个中介。”

他停顿。

“导演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一位母亲’。他只是呈现，舔舐、哺乳、刨冰、倒下。我们作为观众，自行完成了‘这是母亲’的翻译。”

他侧过头，视线越过长桌，落在那扇正对运河的窗户上。

一艘贡多拉正从桥洞穿过，船夫撑着长篙。

姿势与银幕上母羚羊，舔舐幼崽的弧度惊人相似。

“这种翻译能力，”

马尔科姆放慢语速，“是人类的本能。”

“导演不是在拍电影。他是在提醒我们：你拥有这种本能。”

长桌对面，美国导演罗伯特·奥特曼举起咖啡杯。

他1970年，以《陆军野战医院》这部电影，一战成名。

此后十年拍了十一部片子，每一部都在解构好莱坞类型片。

1975年《纳什维尔》拿下金棕榈，领奖时他说：“好莱坞是主题公园，我是那个往旋转木马里，塞定时炸弹的疯子。”

“我有个问题。”奥特曼把咖啡杯放下。

“那位中国导演，叫什么？”

“谢晋。”斯科拉没有抬头，继续画圈。

“谢晋。”奥特曼念了一遍，舌尖抵住上颚，发音很吃力。

“他怎么学会拍这种镜头的？”

没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