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鑫坐在长桌另一头，面前摊着三份合同。

“三位先生。”

他翻开第一份，“邵氏和台湾中影的合作，过去五年拍了十一部电影，总票房三千七百万港币，邵氏分账九百二十万，扣除成本净赚不到三百万。平均一部戏赚二十七万。”

翻第二份：“嘉禾在台湾拍戏，每部都要用台湾演员当主角，香港演员只能演配角。去年《师弟出马》在台北上映，成龙的海报被换到第二排，第一排是台湾新人。”

翻第三份：“郑先生的高雄项目，审批拖了两年，理由是‘港资需要特别审核’。而日本公司同期项目，三个月审核期就可以正常通过。”

他抬起头：“这就是我们小心翼翼维持的‘关系’？”

会议室死寂。

“况且，金像奖也不是要撕破脸。”

赵鑫合上合同，“是要让我们站起来谈。跪着赚钱，能赚多久？十年？二十年？等我们这代人老了，下一代香港电影人，还要继续跪吗？”

邵逸夫沉默了很久，摘下眼镜擦了擦。

“我二十六岁，从上海来香港，身上只有一百大洋。在九龙租个阁楼，白天跑片场，晚上写剧本。那时候上海电影界笑我：‘邵逸夫去香港？那破地方能拍出什么？’”

他重新戴上眼镜，眼神锐利：“六十年了，香港电影从南洋片的中转站，做到亚洲四小龙。今天轮到我们被台湾说‘破地方’了吗？”

邹文怀狠狠掐灭烟头：“干！中影要卡我的戏？老子不拍了！嘉禾明年重心转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哪里不能卖票？”

郑裕彤大笑：“说得对！高雄项目不要了，我转投槟城！槟城侨领陈先生昨天还找我，说想合资建影城！”

赵鑫站起来，朝三位大佬鞠躬。

不是客套，是真心实意。

“谢谢三位先生。金像奖基金会，我出两百万。”

上午十一点，红馆出了事。

不是舞台塌了，是消防检查没过。

消防处来了六个人，带头的科长板着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