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见到她，陈望之就夸赞道：“你新造出来的沁雪纸，色泽天成，暗香盈袖，纸一出，京中文人雅士、闺阁淑媛，全都为之倾倒，你这份巧思与匠心，实在令人叹服！”

陈夫人也爱不释手，笑着对江臻道：“这若是用来写书信，寄给远方亲友，光是这纸张本身，就足见郑重与心意了，阿臻，你可要抓紧让这纸上市，我都等不及要买些来用了。”

说笑过后，话题转回正事。

陈大儒命人搬来一摞从翰林院新收集到的书稿，关于女红、妇幼、女教、妇德等方面的篇章，这是大典之中教化部分的内容。

江臻一篇篇翻看下去，起初还带着慎重，越看眉头却皱得越紧。

这些文章，大多陈词滥调，无非是反复强调女子当以柔顺为美，以贞静为德，当精于女红，善于持家，孝顺翁姑，相夫教子。

内容空洞乏味，观点陈旧迂腐，毫无新意，更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教化和启发意义。

有些甚至通篇充斥着对女子才智的贬低和行为的苛刻约束。

陈夫人冷笑一声：“这未免太过肤浅了，仿佛女子生来，便只是为了侍奉他人而存在，我朝开国以来，亦不乏有见识有胸襟的奇女子，难道这些，都不值得载入大典，以供后世女子效仿学习吗？”

“夫人所言，切中要害，老夫亦是深以为然，只是……”陈望之开口，“历来修史编典，执笔之人，多为男子，且多是身在庙堂，深受儒家正统熏陶的文人，他们所思所想，所行文立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便从男子的立场考量……”

江臻沉默了片刻。

这实际上，是话语权的问题。

执笔者决定了谁被记录，如何被记录，也就无形中塑造和限制了后人的认知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