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什么？”邵树义问道。

“早晚都要交的。不交就拿人，惨不可言。”

“春夏二运之时，船户蹈海犯险，怎么还在后方拿人呢？那不影响士气么？”

“你这是见识少了。哪年没几桩这样的事？听老人说，武宗对咱们海船户是最好的，但船户在前方运粮，官府在后方捉拿其家人下狱，也正是在武宗朝。”

“捉拿后呢？”

“交了逋欠再出来。家人受罪是难免的，瘐死在牢里的也不少。”

“就没有办法了吗？”邵树义问道。

“哪来的办法哦，除非卖身为奴，还得找个好人家。”

邵树义不说话了。

在他看来，这条也未必保险。现在士绅豪民都不一定能保住家业了，将来局势继续恶化，焉知官员、贵人们不会出事？“官不聊生”这种事，王朝末年是有的，大元朝尤其如此。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能怎么办呢？

就当前而言，托庇于官员、大士绅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差役们一时半会还不太敢去找他们麻烦。而不交逋欠，必然下狱，死亡的风险很高。

这种操蛋的事情甚至无关对错，和主首、里正关系都不大，因为他们自己为了完成纳税指标都亏得一塌糊涂，好好一个士绅富户，愣是给整得卖田卖产业，甚至举家逃亡。

这是系统性的压迫，是元廷治理失败的具现化，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被迫互相伤害，唯一的解法就是把旧秩序打碎重来。

邵树义离开了人群。

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了挎刀持弓的巡检司官兵。他们只有区区三十人，看样子也不像多能打，但对付一盘散沙的海船户绰绰有余——诚然，海船户逾万，但分散在多个千户所内，且具体到某个村乡就更少了。

三十个弓手，外加二十余名差役，足够对自己造成致命威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