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微言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味更重了，重得有些涩。

“你和沈砚舟——”她问。

“没有任何关系。”顾晓曼接过话，“从来没有。那些传言，是我父亲放出去的。他需要外界以为沈砚舟是我的人，以为他和顾家绑在一起。这样沈砚舟就没有退路了。没有人敢用一个被顾家‘罩着’的人，也没有人敢挖顾家的墙角。”

她低下头，手指在咖啡杯的杯沿上无意识地转着圈。

“我一开始不知道这件事。我以为沈砚舟只是我父亲新招的法律顾问，仅此而已。后来有一次，我在公司加班到很晚，路过他的办公室，看到他坐在黑暗里，手里攥着一根红绳。”

林微言的心跳漏了一拍。

“那根红绳很旧了，褪色了，打了结。他就那么攥着，攥了很久。我敲门进去，他很快把红绳收起来了，但我看到了——他的眼睛是红的。”

顾晓曼抬起头，看着林微言。

“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有放不下的人。他没有回答。过了很久，他说了一句话——‘有些人，放下了，就再也拿不起来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

“后来我查了。查了他的过去，查了你，查了那根红绳的来历。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但我就是——我想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人，能让他用五年去换。”

她看着林微言的目光变得很认真。

“林微言，我见过很多优秀的人。聪明的、有野心的、有手段的。但沈砚舟不一样。他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地位，不是为了任何一个人通常追逐的东西。他只是——想让你以后的路，走得轻松一点。”

二

林微言坐在那里，很久没有说话。

窗外的阳光在移动，从桌面上慢慢滑到地板上，光斑变成了一条细细的金线，横在她和顾晓曼之间。她低头看着桌上的信封，牛皮纸的颜色在光线下变成了暖褐色，像一本被晒旧了的书。

“他父亲——”她开口，声音有些哑，“现在怎么样了？”

“好了。”顾晓曼说，“手术很成功，恢复得也很好。他现在在一个小城市里养老，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下午去老年大学学书法。他不知道协议的事。沈砚舟没有告诉他。”

“他不知道？”

“沈砚舟跟他说，是律所派他出国的，是正常的职业安排。他父亲信了。”顾晓曼的声音更低了，“沈砚舟不想让他父亲知道，自己的命是儿子的五年换来的。他不想让父亲背负这个。”

林微言的手指微微发抖。她把茶杯端起来，又放下。茶已经彻底凉了，杯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

“他这五年，”她问，“过得好吗？”

顾晓曼沉默了一会儿。

“你觉得呢？”她反问。

林微言没有回答。

“他过得不好。”顾晓曼说，“不是物质上的。物质上，我父亲给的条件不差。是——他不快乐。他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接最难的案子，做最脏的活。他不社交，不应酬，不参加任何公司活动。所有人都在背后叫他‘顾家的刀’，说他冷血、无情、没有心。”

她停了停。

“但他不是没有心。他只是把心放在了一个他够不到的地方。”

林微言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修长，指甲剪得很短，无名指上那道墨水印还在，颜色比五年前淡了一些，但还在。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她问，声音很轻，轻得像是在问自己。

“因为你值得更好的。”顾晓曼说，“这是他的原话。他说，如果他告诉你真相，你就会等。他不想让你等。他不想让你在最美好的五年里，守着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的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