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姜以夏走了之后，林煜重新坐到书桌前。

他没有立刻继续工作，就坐着，看着那摞文献。

他在想姜以夏说的那句话，“像去年六月之前“。

他想，她说得不准确。

去年六月之前，他是在做一件他相信能成功的事，他在找那个完美的参数，他知道那个参数在哪里，他只是需要用规则视野去抓住它。

现在不一样。

现在他不确定那个参数存在不存在。

徐远舟说，神经系统的重建已经完成了，完成的结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这是真的，那他在找的东西，可能根本就不在那里。

但，林煜想，“可能“不是“确定“。

徐远舟也说了，母亲是唯一的案例，没有足够的数据，所以没有人能确定说，调整参数一定无效。

那就是还有可能。

很小，但在。

林煜把那摞文献重新整理了一下，按他认为相关性从高到低排了顺序，把第二种方案的草稿放在最上面。

那个没有把握的变量，他今晚再推一遍，看看能不能缩小误差范围。

他打开台灯，把椅子往桌边靠近一点，低下头。

窗外的北京，夜里很安静，风停了，偶尔有一辆车远远地过，声音很快消失。

三月十八日，林煜去了一趟图书馆。

他要找一篇1998年的文章，数据库里只有摘要，全文需要去找纸质期刊。

那篇文章是关于慢性痛觉过敏的神经机制的，方向上和他在做的事有距离，但里面有一段关于突触权重调整的分析，他觉得可能有参考价值。

图书馆的期刊室很安静，他找到那本旧期刊，站在书架旁边翻到那篇文章，看了大概二十分钟。

那段分析，他看完，在旁边的记录本上写了几行字，然后停下来。

他站在那里，看着自己写的那几行字，想了一会儿。

那段分析，理论上是有参考价值的，但有一个前提条件，那个前提条件在母亲的情况里不成立。

他用笔在那几行字上划了一条线，合上记录本。

然后他把那本旧期刊放回书架，在原地站了一下，没有立刻离开。

图书馆里很安静，暖气开着，空气有点干，有旧纸张和木头的气味。

林煜在那里站着，想着那个不成立的前提条件，想着他已经否掉的第一种方案，想着第三种方案里缺失的数据，想着第二种方案里那个他一直没有把握的变量。

他在想，这条路，还有多少可以走。

然后他把记录本重新打开，把那条划掉的字下面，重新写了一行：

“前提条件不成立——但如果通过预处理改变初始条件，前提是否可以人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