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来的是清河县纺织厂的一批下岗女工，领头的是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穿着旧棉袄的妇女，叫陈桂花。她身后跟着二十几个年龄相仿的女人，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拄着拐，每个人的脸上都刻着多年生活压弯脊梁留下的深深皱纹。

“齐县长，我们纺织厂九七年破产的时候，厂里答应给每个工龄超过十五年的女工补发三年的社保和一笔安置费。白纸黑字写在协议上的。”

陈桂花把一叠皱巴巴的文件摊在桌上，声音沙哑但很克制，“结果呢？二十多年了，社保断了，安置费一分没见着。我们去找过劳动局，劳动局说找人社局；人社局说找县政府；县政府说厂子已经不存在了，找不到责任主体。”

她停了一下，眼眶发红：“齐县长，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我们就是想问一句——当年那份协议，到底还算不算数？”

齐学斌没有急着回答。他接过那叠文件，一页一页地翻看。

旁边的信访局工作人员凑过来小声提醒：“齐县长，纺织厂这个案子，前前后后换了四任县长，都没有拍板。主要是九七年破产清算的时候，厂里的固定资产被低价处置给了几个私人老板，账面上根本没有留下多少可执行的资金。现在要补发，钱从哪里来是个大问题……”

“你先别说钱的事。”齐学斌打断了他，抬头看着陈桂花，“陈大姐，你们手里这份协议，盖的是县劳动局和纺织厂双方的公章？”

“对。”陈桂花用力点了点头，“当时厂长和劳动局的刘局长当面签的字，我们二十六个人都按了手印。”

“那这份协议就有法律效力。不管纺织厂存不存在，县劳动局盖过章，县政府就是连带责任主体。”

齐学斌合上文件，语气干脆，“这个案子，症结不在于有没有钱，而在于两个问题——第一，当年那批被低价处置的厂房和设备，买家到底花了多少钱？差价去了哪里？第二，你们断掉的社保，按照省里零三年出台的《关于妥善处理国企改制遗留社保衔接问题的补充意见》，是可以由地方财政托底补缴的。之前没人给你们办，不是政策不允许，是没人愿意去跑这个程序。”

陈桂花愣住了。二十多年来，她跑了无数次县政府、劳动局、人社局，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干部，能这么清楚地告诉她问题到底卡在哪里、该适用什么政策。

齐学斌站起身，走到墙角的文件柜旁，从里面翻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那是他前一天晚上让人从县档案馆调来的纺织厂破产清算卷宗。

“陈大姐，你先看看这个。”

齐学斌将卷宗中的一页复印件递给她，指着上面的一行数字，“九七年纺织厂破产清算时，厂区占地共四十二亩，厂房建筑面积一万八千平方米。当年的评估价是六百八十万。但最终的成交价，只有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陈桂花的眼睛瞬间瞪大了，旁边几个女工也倒吸了一口凉气。

“而且这一百二十万，也没有全部进入破产清算的职工安置专户。”齐学斌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接访室里格外清晰，“根据卷宗记录，其中八十万被以‘清算管理费’的名义扣除了。也就是说，真正到职工手里的安置资金，连四十万都不到。二十六个人分四十万，每个人不到一万五千块。”

“可当年说好的是每人两万八啊！”一个女工忍不住哭出了声。

“所以问题的根子，不在你们身上，也不在现在的县政府。”齐学斌看着陈桂花，一字一句地说，“问题在于当年那场清算，有人从中捞了好处。厂房被贱卖，清算费被截留，你们应得的安置费被吞掉了。”

他转过头，看向一旁默不作声的信访局工作人员：“你现在做三件事。第一，把这份清算卷宗的完整复印件送到纪委第三监察室，请他们立案核查九七年纺织厂破产清算的资金流向；第二，联系人社局社保科，按照零三年省文件的补充意见，为这二十六名职工启动社保补缴的审核流程，所需资金从信访专户先行垫付，等纪委查清资金去向后再行追缴；第三，最多十个工作日，我要看到这二十六个人的社保补缴回执单和安置费差额的初步核算清单。”

三条指令下完，整个接访室鸦雀无声。

陈桂花站在原地，嘴唇哆嗦着，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了下来。她身后那些沉默了二十多年的女工们，有人趴在前面人的肩膀上无声地哭，有人死死攥着手里那张发黄的协议书。

“齐……齐县长。”陈桂花哽咽着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齐学斌摆了摆手：“别谢我。这是你们应得的。耽误了二十多年，是我们对不起你们。”

他说完，看了一眼手表，然后拿起桌上的笔记本，走向了门外等候的下一批上访群众。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没有惊天动地的大场面，只有极其繁琐、极其消耗精力的逐案拆解。齐学斌用前世在副市长岗位上学到的最扎实的基层功夫，把那些被历史积压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信访案件，一件件从档案堆里翻出来，把政策条文一条条掰碎了讲给群众听，把责任一笔笔追溯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账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