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日，朱炎在行辕书房内，翻阅着近期由各观政士子呈递的条陈，其中多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吏治考评的弊端。有士子指出，某县户房书吏虽精于文书，却对清丈田亩的新规推三阻四，暗中阻挠；亦有士子反映，某地巡检司官员，考评年年“无过”，实则尸位素餐，对辖内保甲训练、乡兵整饬从不尽心，遇事则敷衍塞责。

“文柏，你看，”朱炎将几份条陈推至周文柏面前，“旧有考绩，多流于形式，或凭上官好恶，或但求无过，于实政推进，激励有限，反生惰气。”

周文柏深有同感：“部堂明察。以往考绩，重在‘清、慎、勤’等空泛德目，或是以钱粮能否足额征收、刑名是否少有错漏为要。然于推行新政、开拓实务之效，却无衡量。勤勉任事者，或触犯旧例，反不如墨守成规者考评优异。”

“此风不可长。”朱炎断然道，“我信阳欲行新法，建新秩序，必先革新吏治，而革新吏治，首在考绩。须得让能做事、愿做事、且能做成功之人得其位、获其赏。”

他沉吟片刻，提出了初步构想：

“其一，考绩之标，需与当前要务紧密结合。清丈田亩之完成度与公允性，新式农具推广之成效，保甲联防之落实与效能，商业税征收之公平与增长，乃至社学蒙教新法推行情况，皆应纳入州县主官及相关部门吏员之考成。”

“其二，考绩之法，需多方印证。不能仅凭上官评语，需结合观政士子暗访、市易平准所纠纷记录、乃至乡老保正之匿名评议，综合判断。”

“其三，考绩之果，需赏罚分明。优者，不唯升迁，亦可赐金帛、彰其名，或准其子弟优先入经世学堂；劣者，轻则训诫、罚俸，重则贬黜、问罪。尤其对阳奉阴违、阻挠新政者，需严惩不贷。”

周文柏听得目光炯炯，此议若行，必将震动整个信阳官场。他谨慎道：“部堂此议，切中时弊。然推行之初，恐阻力不小，尤以那些安于现状、不善实务之官吏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