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州户房司吏张某，于发放春耕贷种时，以‘耗损’为名，每石克扣三升，累计贪墨粮谷十五石，证据确凿。”

“汝宁府某县刑房书办，勾结当地讼棍，包揽词讼，诬陷良民，索取钱财，致一农户破家。”

“更有甚者，”周文柏补充道，“罗山县新任知县，到任后虽未公然对抗新政，然遇事推诿，于清丈田亩、推行乡兵等事上消极怠工，致使政令在该县推行迟缓，民怨渐起。观风使报，其人与当地几家未受陈氏案牵连的士绅过往甚密。”

朱炎静静听着，面上看不出喜怒。他早已料到，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必然会遇到各种形式的抵抗。雷霆手段处置了陈氏、刘员外等出头鸟，震慑了明面的反对者，却也让更多的阻力转入了地下，变得更加隐蔽和迂回。

“张某与那书办，依《大明律》及本官此前颁布的《吏治整饬条例》，该当何罪？”朱炎看向按察使。

按察使躬身回道：“回部堂，贪墨粮饷、枉法害民，罪证确凿，按律当革职拿问，徒三年以上。情节严重者，可流徙。”

“不够。”朱炎声音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寒意，“非常之时，需用重典。此二人，立即锁拿，查抄家产，三日后，于信阳州衙门外明正典刑，公告其罪状！让所有胥吏都去看看，伸手的下场！”

他顿了顿，目光转向周文柏：“至于那位罗山知县……其罪在‘不作为’，看似无大恶，实则危害更甚。他以为不贪不占，便可安然度日，尸位素餐，便是大错特错！”

“部堂的意思是……”

“以总督行辕名义，行文申饬，列其怠政诸事，限其半月之内，将延误之政务一一厘清，并呈报整改方略。若仍无起色，或敷衍了事，便以‘才力不济，难堪重任’为由，奏请朝廷，将其调任闲职，或直接革职！”朱炎冷然道，“我要让所有人知道，在本官治下，无能即是罪过！占着位置不做事，比做错事更不可饶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