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里奥。

但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存在。

里奥在小说里有一个导师。

富兰克林·罗斯福，一个已经死去的总统，以幽灵的方式存在于他的意识中，在关键时刻替他拆解权力运行的真实逻辑，用历史经验解释眼前的危机。

我写罗斯福的时候，有时候会停下来。

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写。

是因为我忽然觉得这种关系很熟悉。

我的外公也指导过我很多。

他没有教我怎么掌权，也没有教我怎么做官，他甚至没有正式地坐下来，对我说过“孩子，我告诉你一些道理”。

他的指导方式更像是一种渗透。

饭桌上的一句话，某个人走后的一声叹气，看新闻联播时的一句评论，偶尔提起某个人时的语气，说“这个人不实在”或者“这个人还行”。

他不会解释为什么。

他只是判断。

很短，很快，很确定。

我当时不懂那些判断是怎么来的。

就像里奥一开始也未必完全理解罗斯福说的每句话，但那些东西会留下来。

它们留在你的记忆里，留在你对人的某种本能感觉里，留在你长大以后忽然遇到某个场景时，心里冒出来的那句“好像有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朝花夕拾。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少年时看见的花，当时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开在那里。

等到很多年后的某个傍晚，你忽然想起来，原来那朵花一直在。

它只是等你长大了，才让你看清楚它的样子。

我外公从没有教过我写小说。

但他让我很早就知道了一件事：人不是按嘴上说的那样活着的。

这可能是他给我最重要的东西。

我写了很多人。

写官员，写政客，写资本，写制度，写野心，写算计。

写椭圆办公室里的坚毅桌，写白宫走廊尽头的日光，写一个虚构的年轻人怎么在帝国机器里一步步往前走。

写那些看起来离我很远、很古老的东西。

可写到最后，我忽然发现，很多最早的印象，最早的观察，最早教会我人是怎么说话的、位置是怎么来的、体面是怎么维持的那个人——

是他。

现在他已经不在了。

我甚至一次都没有在梦里梦见过他。

这件事有时候会让我难过。

并不是那种很强烈的悲伤。

是一种很轻、很慢、但一直在的东西。

像一杯放凉了的茶，你每次经过，都会看它一眼，但不会去喝。

我写下这些的时候，还是会想，如果他还在，他会怎么看这些文字。

他会觉得我写得好吗？还是觉得我写得太天真了？他会说“这个人物不实在”，还是会点点头，说“还行”？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写到最后，那些权力、制度、文明、人性，那些看起来宏大的东西，最终都会退到后面。

留在最后的，还是最简单的一句话。

我很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