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烛余温尚存，雪霁初晴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镇守使府的新房内。胡汉与王瑗的新婚生活，并未耽于儿女情长，反而因这份情感的落定，使得龙骧的内外运转，呈现出一种更为沉稳而高效的新气象。

王瑗正式以主母身份，更深入地参与到龙骧的治理中。她本就协理蒙学与部分后勤，如今更是名正言顺。凭借其士族出身带来的文化底蕴与女性特有的细腻，她开始着手梳理和完善龙骧内部一些略显粗犷的礼仪规章、以及针对妇孺的福利抚恤条例。她提议设立“慈幼堂”，专门收容战乱孤儿与孤寡老人，由军镇府库拨付部分钱粮，并鼓励民间善心人士捐助。此议一出，立刻赢得了军民，尤其是底层百姓的衷心拥戴，进一步凝聚了人心。

同时，她也成为了胡汉与崔宏等传统士人之间更为顺畅的沟通桥梁。一些胡汉基于现代理念提出的、略显“激进”的政令，经由王瑗用更符合时代语境的方式解释和润色，往往能更顺利地推行，减少了内部的阻力。龙骧的“新学”与旧有文化传统，在她身上寻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与融合。

而在外部，“山河盟”的影响力持续发酵。得益于雕版印刷术，标准化的《龙骧蒙训》（基础版）、《民兵操典图示》、《代田法要诀》等小册子，开始有限度地向核心盟员发放。知识的标准化传播，使得盟内各部的农耕、练兵水平在底层逻辑上开始趋同，无形中增强了联盟的凝聚力。

这一日，慕容吐干再次来访。与以往单纯交易或刺探不同，他此次带来了拓跋部首领拓跋猗卢的一份正式书信。

信中，拓跋猗卢一改以往试探、交易的口吻，言辞颇为客气，先是恭贺了胡汉大婚，随后着重提到了“龙骧纸”与那些印刷精良、内容实用的册子，称之为“开启民智、泽被苍生”的义举。最后，他提出，希望派遣部落中十名聪慧的年轻人，前来龙骧的蒙学与格物院“游学”，学习汉家文字、算数以及一些“实用的格物之知”，并愿意支付相应的“束脩”，包括良马五十匹，以及一批代北特产的珍贵药材。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拓跋部不再仅仅满足于交易成品，而是希望直接学习知识本身。这既是对龙骧文化和技术实力的认可，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捆绑，甚至可能伴随着技术外流的风险。

胡汉召集核心人员商议。

李铮认为此事利大于弊：“拓跋部主动派遣子弟来学，乃是承认我龙骧为文教正统之一，可显著提升我龙骧在北地诸胡中的声望与影响力。且其所付‘束脩’颇为丰厚，有助于缓解府库压力。只需严格控制其学习范围，不涉及军工核心机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