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高雄港在薄雾中苏醒。

林默涵站在“墨海贸易行”二楼的办公室窗前，手里端着一杯早已凉透的咖啡。他的眼睛布满血丝，显然一夜未眠。窗外的码头上，工人们已经开始忙碌，货船的汽笛声此起彼伏，一切都和往常没什么不同。

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紧张。

从办公室这个角度，可以清楚看到街对面的茶馆。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穿灰色长衫的男人，从七点到现在，已经喝了三壶茶，翻了两份报纸，但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贸易行的大门。

另一个监视点在斜对面的香烟摊。摊主是个生面孔，昨天还不在这里，今天一大早就摆开了摊子，但生意冷清，他更多的时间是在擦拭那些永远不会卖完的烟盒。

军情局的人换了批脸，但手段还是一样——笨拙而张扬的监视，与其说是为了盯梢，不如说是一种警告：我们在看着你。

“沈老板，今天的货单。”老陈推门进来，将一叠文件放在办公桌上。他的动作很自然，但放下文件时，手指在桌面上轻敲了三下。

林默涵会意，转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文件翻阅。

“台南糖厂那边催得紧，说我们上批货的成色不如以前。”老陈看似在汇报工作，声音却压得很低，“我检查过了，是他们自己的仓储问题，但非要我们承担损失。”

“按合同办。”林默涵说着，目光落在货单的某一行。那是老陈用铅笔做的标记，很轻，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标记的位置，代表“情况危急”。

“还有，”老陈继续说，“港务处那边说，最近查得严，所有出口货物都要开箱检查。我们的货柜排在明天上午十点。”

“知道了，你去安排吧。”林默涵合上文件，语气如常。

老陈点点头，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他像是突然想起什么，回头说：“对了，沈老板，您让我打听的那批日本茶具，有消息了。说是从基隆港进来，但被海关扣了，要补税。”

林默涵心头一紧。这是暗语——从基隆来的同志被捕了。

“补多少？”他问，声音平稳。

“不少，怕是得这个数。”老陈比了个手势，意思是“三个人”。

三个人被捕。基隆的交通站被端了。

“那就算了，不要了。”林默涵摆摆手，“茶具而已，哪里买不到。”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老陈说完，这才真正离开办公室。

门关上后，林默涵缓缓坐进椅子里，闭上了眼睛。基隆交通站被端，意味着从台湾北部来的情报线断了。加上高雄这边的张启明叛变，现在他们这条线几乎是孤岛中的孤岛。

唯一的安慰是，昨晚公园凉亭的茶道信号，应该已经传出去了。但接收方是谁？能否准确解读？情报能否及时送到该去的地方？一切都是未知数。

他睁开眼，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唐诗三百首》。书已经很旧了，边角磨损，书页泛黄。他翻到第二百零七页，那里夹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笑得眼睛弯成月牙。那是他的女儿晓棠，他离开大陆时，她才两岁。现在，她应该六岁了，会写字了吧？会想爸爸吗？

林默涵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动作温柔得像在触碰易碎的瓷器。每一次看这张照片，他的心都会揪紧，但同时，又会生出无穷的力量。

他要活下去。为了女儿，为了那些牺牲的同志，也为了那个在远方等待的、统一的祖国。

“咚咚咚。”

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林默涵迅速将照片夹回书里，合上书本，塞进抽屉。

“请进。”

门开了，进来的是个让林默涵意外的客人——高雄港务处的副处长，赵启铭。

“赵处长，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林默涵站起身，脸上瞬间换上商人的职业笑容，迎了上去。

赵启铭四十多岁，身材微胖，穿着笔挺的制服，但领口解开了两个扣子，显得有些不修边幅。他是林默涵用金钱和人情“喂饱”的官员之一，平时拿钱办事，很少亲自登门。

“沈老板，有件事得跟你通个气。”赵启铭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自己倒了杯茶，咕咚咕咚喝了大半杯，这才擦擦嘴说，“你明天那批货，查不了了。”

“哦？”林默涵在他对面坐下，不动声色，“是政策有变？”

“变个屁。”赵启铭压低声音，身体前倾，“是军情局那边直接下的命令，所有经你手的货物，一律免检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