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像上的人他认识——不，准确地说，是沈墨认识。三个月前高雄商会举办的联谊晚宴上，这个人作为“新来的商贸稽查员”被介绍给各位老板。当时他自称姓王，说话带着江浙口音，但林默涵从他的坐姿和倒茶的习惯判断，这是个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人。

那天晚上，这个“王稽查”特意过来跟他喝了一杯，问了许多关于“墨海贸易行”经营状况的问题，最后还半开玩笑地说：“沈老板生意做得这么大，可要记得依法纳税啊。”

现在看来，那根本不是玩笑。

“明天一早，你去找苏姐。”林默涵的声音依然平静，但语速比平时快了半分，“就说我想订一批巴西咖啡豆，问她有没有门路。如果她说‘巴西的最近缺货，印尼的倒是有’，你就回答‘那我等下一批，记得留二十斤’。”

陈明月点点头，没有问为什么。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该说的他会说，不该问的她绝不多问。但她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着睡袍的带子，这个细微的动作暴露了她的担忧。

“情况很糟吗？”她还是没忍住。

林默涵走到她面前，犹豫了一下，抬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这是沈墨对妻子应有的亲昵，但动作依然克制得恰到好处：“还记得我们结婚时说的话吗？”

陈明月抬眼看他。昏黄的灯光下，这个男人的面容有些模糊，只有那双眼睛依然清澈坚定，像深夜里不曾熄灭的星。

“你说，既然成了一家人，就要同舟共济。”她轻声重复。

“现在起风了。”林默涵说，“但我们这条船，还没到沉的时候。”

窗外忽然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

两人同时看向窗外。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贸易行门口，没有停留，但车速慢得可疑。车厢里没有开灯，只能隐约看见驾驶座上有个模糊的人影。

轿车消失在街角后，整条街恢复了寂静，只有远处码头上装卸货物的撞击声隐约传来。

“去睡吧。”林默涵说，“明天还有不少事要忙。”

陈明月站着没动。她的目光落在书桌上那个瓷碗上，冰糖炖梨已经凉了，表面凝起一层薄薄的膜。忽然，她开口说：“今天是我母亲的忌日。”

林默涵怔了怔。

“如果她还活着，今年该五十二了。”陈明月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她是病死的，没钱治。父亲把她埋在后山，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我离开家那天，在坟前磕了三个头，说等革命胜利了，一定回来给她立碑。”

她顿了顿，转头看向林默涵：“你说，我们能看到那一天吗？”

这个问题太沉重，重得让林默涵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那个同样没能等到胜利的女人，在日军轰炸南京时死在了防空洞里。临终前，她把最后半块饼塞进当时才十岁的林默涵手里，说：“涵儿，活下去。”

活下去。多简单的三个字，多艰难的三个字。

“能。”林默涵听见自己的声音，坚定得让他自己都有些意外，“我们不一定能看到，但总有一天，会有人看到的。到那时，你母亲的墓碑上会刻着‘革命烈士家属’，而不是荒坟一座。”

陈明月笑了，眼角有细碎的泪光。她没有擦，任由那点湿润在灯光下闪烁：“有你这句话，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