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委管的是全区工业经济运行的宏观协调，国资中心管的是区属国企资产的监督与处置。两个盘子一块儿端，等于从规划到执行，从监管到运营，一条链全捏手里了。

而且江振邦虽然是主任，但他毕竟常委兼区长，不可能去操心具体事务。国资中心的实际运作，就是陈爱军说了算。

江振邦继续说：“国企改革这块蛋糕牵涉的利益盘根错节。大西区五百多家企业，厂长经理几千号人，谁也不会愿意平白无故把手里的财权交出来。所以我还得把两个老工业局的一把手拉进来，给他们挂个副主任的头衔，算是平稳过渡，做个体面安抚。”

说到这，他停顿了一下，语气放慢：“但不管怎么说，咱们这是立了个新山头，也是从其他人手里分了权，重新进行了洗牌。必然会引起反弹，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我分身乏术，没法在这个层面上跟他们天天扯皮。只能陈叔你费心盯住了。”

“我的个人建议是，你这个常务副的操作手段要柔一点，不能一上来就搞硬碰硬。在我和这些工业局局长、国企一把手之间，做个润滑剂。”江振邦定下基调。

陈爱军边听边点头，琢磨着这套班子架构背后的政治逻辑。

江振邦在前面冲锋陷阵，顶住市、区两级的政治压力，把政策口子撕开；他在后面负责和稀泥、摸底牌，用软刀子割肉，把资产和权力一点点拢归中心。

两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也是最稳妥的控盘手段，但是……

“这个难度很大。”陈爱军没有打包票，端着茶杯沉吟了几秒：“我尽力。”

他确实有顾虑。做润滑剂说起来好听，实际操作起来极其考验火候，既要替江振邦执行改革意志，又不能让本地干部觉得你是外来户仗势压人。柔过了头容易被蚕食，硬过了头就变成了正面冲突。

江振邦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走一步看一步，顺着往后面捋。

“咱们这个国资中心和兴宁的国资局，结构上有点类似，但改得更彻底一些。”江振邦翻出一份手写的组织架构草图推过去。

“兴宁那边，国资局虽然从财政局独立出来了，但本质上还是个行政监管机构。它管的是审批、评估、监督，说白了是裁判。”

“大西区的这个国资中心，权责更大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