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

沪杭新城的早晨从雾里醒来。

不是北方那种干燥的雾，是南方的雾，湿漉漉的，黏糊糊的，像蒸笼盖子掀开那一瞬间涌出来的白气。太阳还没出来，雾先到了。楼群泡在雾里，只露出最顶上几层，远远看过去像悬在半空中。

买家峻从宿舍出来，雾扑面。

眼镜片上立刻蒙了一层水汽。

他摘下眼镜擦。擦完戴上，走出三步，又蒙上了。

不擦了。

就这么模模糊糊地往前走。

市委大院在雾里安静地蹲着。几栋楼，不高，外墙贴着白瓷砖，年头久了瓷砖缝里渗进雨水，留下一道道灰黑色的痕迹。门口的保安裹着军大衣，缩在岗亭里，看见买家峻，站起来敬了个礼。

买家峻点点头。

保安目送他走进去。

买家峻的办公室在三楼。上楼的时候，楼道里很静，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咯噔咯噔响。声控灯亮一盏灭一盏，跟在身后，像尾巴。

推开门。

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一组沙发。窗台上放着盆绿萝，叶子蔫了几片，边缘发黄。是前任留下来的，买家峻没扔，每天浇点水。活不好，也死不了。

他坐下。

桌上堆着文件。

最上面是安置房项目的停工报告。

翻开。

报告是上周五送来的，他已经看了三遍。

第一遍看的时候，只觉得问题多。

第二遍看的时候，觉得问题不对。

第三遍看的时候——

他放下报告，靠在椅背上。

窗外雾还没散。

这报告写得很规整。

规整得有点过分。

每一个条款都有依据，每一个问题都有解释，每一个责任都有归属。可归属来归属去，全归属到了“客观因素”头上。

原材料涨价，是市场因素。

工人流失，是春运因素。

资金不到位，是银行政策因素。

都对。

都挑不出毛病。

可就是不对。

买家峻拿起电话，拨了个号。

响了三声，那边接了。

“老周，是我。”

“买书记。”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沙哑，像刚醒。

“安置房工地那边，你去看过没有？”

“上周去过。”

“怎么样？”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停工是真的。工人走了大半。材料堆在工地，塑料布盖着，下雨淋了不少。”

“原因呢？”

“施工方的说法是资金没到位。”

“咱们的拨款呢？”

“拨了。”

“拨了为什么还说没到位？”

又沉默了。

买家峻没催。

他知道老周在措辞。

在机关里，沉默比说话更需要技巧。有些事，说出来是事，不说出来也是事。怎么说不担责任，怎么听能明白意思，这里面的分寸，比写报告难多了。

“买书记，”老周终于开口，“款是拨了。可拨到哪儿去了，得查。”

买家峻没接话。

电话里只剩下电流声。

“行。我知道了。”

挂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雾开始散了。太阳从云缝里挤出来一点光，照在对面的楼顶上。楼顶有积水，亮晃晃的。

有人敲门。

“进。”

门推开。是韦伯仁。

市委一秘，三十五六岁，瘦，戴着金丝眼镜，笑起来嘴角往上翘，不笑的时候嘴角往下撇。两种表情切换得很快，像开关。

“买书记，早啊。”

“早。”

韦伯仁手里拿着个文件夹。

“解秘书长让我送来的。周五的会议纪要，请您过目。”

买家峻接过来翻开。

会议纪要有五页。

第一页写会议主题：研究安置房项目推进问题。

第二页写参会人员：解宝华、常军仁、买家峻，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第三页写讨论内容。

第四页写议定事项。

第五页是签字栏。

买家峻从头看到尾。

看完，抬头。

“这纪要，谁整理的？”

“我整理的。”韦伯仁站在桌边，双手垂在身前。

“讨论内容里，我提的三条意见，怎么只记了一条？”

韦伯仁嘴角往上翘了一下。

“买书记，您提的三条意见，有一条是口头说的，没形成书面。另外两条，解秘书长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所以先记了一条，另外两条放到下次会议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