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那边的“产权纠纷”案子，两周之内就被驳回了，理由是“证据不足，不予受理”。

范文达大概没想到刘志学能走通这条路。

他是海防的地头蛇，区里的执法局长跟他喝酒，法院的人给他面子，军方那边也有关系，在海防这个地方，他说句话比区衙门的红头文件好使。

一个韩国来的年轻商人，手下两个人，工地被封了连个本地律师都找不到，范文达以为拿捏他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范文达不懂的是，刘志学走的不是海防本地的路子，他走的是越南中央的路子。

大使馆的函发到市人民委员会，这个层级不是范文达能够的着的。

他在海防是条龙，但海防市人民委员会接到大使馆的压力，会把这个压力往下传导，传到区里，传到法院，传到每一个跟这件事有关的人头上。

范文达再硬，他也不敢跟海防市衙门对着干。

法院驳回产权纠纷之后，范文达消停了大概一个星期，然后让人来找过刘志学两次。

第一次是一个本地的掮客，四十多岁的越南人，骑着摩托车到工地门口，说范先生想请刘先生喝杯咖啡，大家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郑泽把他挡了回去。

第二次来的是两个年轻人，开着一辆皮卡，在工地外面的路口停了半个小时，没有下车，就坐在车里看着工地的方向。

杨凯文拍了照片发给刘志学，刘志学看了一眼，让杨凯文把照片发给商会秘书长，附了一句话：“有人在我工地外面蹲点，我不确定是什么意思，想跟商会报备一下。”

商会秘书长是个五十多岁的韩国人，在海防待了八年，什么场面都见过。

他二话没说，直接给李秉浩的助理打了个电话。

第二天，海防区执法队的人开着执法车在刘志学工地外面的路上巡逻了两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