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川郊区的山庄二楼有一个露台，朝东，能看到远处的丘陵和零星的农田。

六月的韩国已经热了，但山上比市区凉，晚风从松树林里穿过来的时候带着松脂的味道。

杨鸣和花鸡坐在露台上，两把藤椅，中间一个小桌子，桌上放着两杯茶和一包烟。

楼下院子里花鸡的人在换班，手电的光在松树之间晃了两下就灭了。

两个人已经聊了一会儿了。

“阿志一个人在越南，”花鸡说，“语言不通，关系网是零，会不会有点太难为他了？”

杨鸣没有马上回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花鸡跟刘志学不算亲近，刘志学是贺枫带出来的人，后来归了杨鸣直管，花鸡跟他见面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但花鸡替刘志学说这几句话不是因为交情，是因为他觉得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被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里从零开始，身边什么都没有，这件事本身太重了。

花鸡自己在东南亚摸爬滚打了二十年，知道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有多难，语言、人脉、地方势力、衙门关系，每一样都是从零开始，一个不小心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他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了，”杨鸣说，“韩国这几年不是白待的，他的脑子够用，手段也有，胆子更不缺。但光是能独当一面不够。”

他停了一下。

“我不是怕他自立门户……那个话我跟他说过了，他自己选了留下来。我怕的是他以后出去吃亏，他在仁川做的那些事，做得不差，但都是在一个他已经熟悉的环境里做的。越南不一样，越南的规矩跟韩国完全不同，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建立方式不同，权力结构不同，危险的来源也不同。他需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学一遍怎么做事。”

杨鸣把茶杯放下。

“年轻人不经几次事是出不来的。我当年从北方跑到滇南的时候二十岁，什么都不懂，在瀚海待了几年才慢慢学会怎么看人怎么做事。阿志比我那时候强，但他需要自己的滇南。越南就是他的滇南。”

花鸡没有再说什么，点了一下头。

杨鸣看人和用人的逻辑他了解，不是不管，是管到一个度就放手，让他自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