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自洪武大帝定鼎天下，便立了皇权至上、儒教为尊的铁律，千百年的中原教化，早已将这套理念刻进朝堂与民间的骨血。

儒家重纲常伦理、君君臣臣，帝王乃天子代天牧民，掌天下生杀予夺之权，朝堂政令皆出中枢，

地方治理皆依国法，天下万事，唯皇权马首是瞻。

而宗教于大明而言，不过是社稷的附属，是百姓祈福避祸的寄托，纵使是本土传承千年的道教，也守着“不涉政事、不扰俗务”的底线，道士清修于道观，信众祈福于庙堂，从无一人敢以教规干涉朝政，更无一人敢借宗教之名挑战皇权。

便是老朱曾推崇的佛教，也因一度有僧人干政，被严令约束，终究归于清净，绝不容许教权有半分凌驾于国法之上。

可南洋的伊斯兰教，却是全然不同的光景。

这教派自传入南洋，历经数百年浸润，早已深入诸邦的肌理，与邦国的政权、百姓的生活缠结在一起，难分彼此。

教规不仅是教徒的行为准则，更成了民间的行事规范，饮食、服饰、婚丧、作息，事事皆有教规束缚，半分不得违逆；清真寺不仅是礼拜之所，更是部族的核心，寺中阿訇的话语，比邦国官吏的政令更有分量，教徒唯阿訇马首是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