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边地待了十年，太清楚中原百姓到了草原会遇到什么难处——这些经验，比单纯打仗更有用。

这些名字，此刻或在地方任上，或在军中历练，都还未走到历史上的风口浪尖，却因通政使司的宣传、因岭北拓荒的号召，提前将目光投向了北方草原。

不管是儒生还是武将，都看出了岭北的重要性。

这可不是一时兴起的边地经营，而是朝廷实打实推行的国策，分量丝毫不输于正在筹备的水师海贸。

儒生们盯着岭北的学堂、礼法、律令与纲纪，知道在这里立下的文脉根基，能抵得过十万雄师——就像当年董仲舒在西域推儒学，看似无形，却能让蛮夷从心里认大明为正统。

武将们则盯着商路、烽燧，清楚守住这条横跨草原的通道，既能让铁骑随时震慑各部，又能让军饷从榷场税银里出，不用再靠关内转运，这实惠比打十场胜仗还实在。

水师贸易能赚海外的银子，岭北商路能稳草原的人心；海船能载瓷器丝绸去异域，草原的战马牛羊却能直接充实大明的武备与粮仓。

一个向海，一个向陆，都是朝廷要攥在手里的命脉。

现在通政使司把调子定得这么高，太子和胖殿下亲自盯着，傻子都知道，去岭北不是临时差事，是能写进史书的正经功业——做得好，将来论功行赏，绝不会比跟着水师下西洋的功臣差。

所以儒生们带着经书抢着去办学，武将们攥着刀抢着去守燧，都是奔着这国策里藏着的机会来的，谁都不想落在后面。

他们的奏疏堆在朱高炽的案头，字里行间都是“愿效张骞”、“敢比班超”的豪情。

“皇爷爷您看，”朱高炽把这些奏疏送到老朱面前，“民心、人才，都齐了。”

老朱翻着奏疏，看到暴昭、铁铉的名字时，想起他们在地方的刚直名声，点头道：“让这些酸儒去教化蛮夷，正好磨磨他们的书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