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厚朴沉默了三秒。

“写给我姐的。”他说，“上线前一天我偷偷加了个功能，怕被她发现。”

会议室里有人轻轻笑了一声。

姚厚朴没有笑。他看着那行十几年前的注释，屏幕的光映在他眼睛里，像很远的地方亮着一盏灯。

“后来，”他说，“我姐上线前审查代码，发现了。”

“她骂你了吗？”

“没有。”姚厚朴顿了顿，“她把那行注释留下了。她说，以后你徒弟看到，就知道你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

这是施特劳斯的第二十一次意外。

他见过很多天才。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讲台上，在硅谷实验室的白板前，在剑桥大学那间诞生过十六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茶歇室里。

但他很少见到一个人，会把十五年前的注释留着。

——因为他姐姐说，这样后来的人就知道，他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

第十五天，施特劳斯第一次行使了他的“旁观权”——不是介入任何决策，只是静静地旁观。

旁观的对象是林晚。

那天的日程是林晚“梳理历史争议事件”的第四次汇报会。前三次她分别汇报了数据泄露事件的完整始末、荆棘科技胁迫的全过程、以及公司内部调查组对她的约谈记录。

施特劳斯旁听过无数企业的“危机公关汇报”。那些汇报通常配得上“精心准备”四个字：幻灯片精美，数据图表严谨，关键词都经过法务部门逐字审核。汇报人西装革履，目光坚定，把每一次危机都讲成“成长的代价”，把每一个错误都转化成“宝贵的经验”。

林晚不一样。

她没有穿正装。一件浅灰色的针织开衫，袖口有点长，遮住了半截手指。她面前没有投影，没有演示文稿，只有一本黑色硬壳笔记本，封皮已经磨损，边角泛白。

汇报开始前，她沉默了很久。

施特劳斯以为她在酝酿情绪。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汇报前深吸一口气，喝水，调整话筒，然后开启“真诚模式”。

但林晚抬起头时，眼眶没有红，声音没有哽咽。她只是很平静地说：

“我每次翻开这个本子，都会想起五年前，我妈住院那阵子。”

她翻开第一页。

那是她的入职登记表复印件。姓名栏“林晚”两个字被黑色水笔划掉，旁边用红笔写着“曾用代号：荆棘科技派遣商业情报人员，2019年3月-2020年8月在职期间执行窃密任务”。

施特劳斯看清那行字，沉默了一瞬。

这不是他熟悉的“危机公关汇报”。这是她把自己的档案，一页一页摊开在所有人面前。

“2019年4月，”林晚翻到第二页，“我入职第十七天，第一次接触到‘星链’项目的用户画像数据库。当时我的上线指令是‘能拿多少拿多少，越快越好’。”

她停顿了一下。

“那天加班到凌晨一点。我从机房出来，胃病犯了，蹲在茶水间找热水。曹辛夷刚好也没走，她给我倒了杯热水，从抽屉里翻出一盒还没拆封的胃药。”

她翻过一页。

“那盒胃药我吃完了，空盒一直留着。”

没有人说话。

会议室里只剩下空调送风的轻微嗡鸣。

“后来，”林晚继续翻着笔记本，“数据泄露事件爆发，公司开始内部调查。姚浮萍把我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姚厚朴设了反向追踪的‘蜜罐’。那段时间我每天下班回出租屋，要把窗帘拉上三遍才敢睡觉。”

她停在一页手写的笔记前。字迹很潦草，有几处被水渍晕开。

“这是我妈住院那阵子写的。”她说，“医院wi-fi信号不好，我就在走廊用手机备忘录写，回去誊到这个本子上。写的是……如果东窗事发，我要怎么解释才能让她不被牵连。”

她的声音很平。

“后来没用上。”她翻过那页，“龙胆草发现我家人的情况，派人去保护了。我没法告诉他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保护，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可能从我第三次加班胃疼、他路过茶水间顺手放下一盒苏打饼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施特劳斯摘下眼镜。

他想起三十五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这个领域的初衷。那时他在慕尼黑大学做访问学者，参加一场关于“计算机时代隐私边界”的小型研讨会。会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说：

“我们这一代人，以为隐私权就是知情权和选择权。但有一天你们会发现，真正的隐私权，是你愿意把某些事告诉某人，不是因为制度逼迫你，不是因为合同约束你，而是因为你相信他。”

老教授叫赫尔曼·金泽，后来成为施特劳斯的博士生导师。他去世前三个月，在病房里还问施特劳斯：“你找到那种信任了吗？”

施特劳斯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