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尔·罗夏尔喝完那杯井水的消息，在第二天早晨，几乎成了所有报纸的头条。
其中以《高卢人报》，的报道最为煽情，最为“正面”：《以生命捍卫科学的壮举》。
【……罗夏尔教授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作为赌注，只为证明一个医学真理：
霍乱，是通过瘴气而非水传播的。
这是一种怎样的牺牲精神？这是一种怎样的科学勇气？
罗夏尔教授选择站在阳光下，用最直接、最无畏的方式检验真理。
根据瘴气理论，他只是喝了一杯水，并未吸入“肮脏空气”，理应平安。
但我们知道，无论结果如何，罗夏尔教授已经赢得了所有巴黎人的尊敬！】
《高卢人报》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人们举着报纸激动地讨论：
“罗夏尔教授真喝了？”
“喝了！我邻居的侄子当时在场，亲眼看到的！”
“我的上帝，那是霍乱井水啊！”
“罗夏尔教授说了，霍乱不通过水传播，所以没事。”
“可万一……”
“没有万一！罗夏尔教授是医学权威，他敢喝，就证明他有把握！”
圣日耳曼大道的沙龙里，贵妇们也在谈论：
“罗夏尔教授太勇敢了。”
“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索雷尔很好，但他只是个作家，还那么年轻。”
“我听说他的方法根本没用，那些工人还在死，霍乱还在传播。”
“当然没用。放血和灌肠用了两千年，怎么可能错？”
“你说得我现在就想灌肠了。”
“是吗？我来帮你调制灌肠液。”
“我要多一点牛奶，最好再加一点波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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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在继续，但舆论的天平开始倾斜。
《高卢人报》之后，《时代报》《费加罗报报》《辩论报》……
几乎所有精英报纸都开始跟进报道，盛赞罗夏尔的“牺牲精神”。
《时代报》用“真正的英雄”称呼朱尔·罗夏尔——
【在这个哗众取宠的时代，有人用生命作秀，有人用生命捍卫真理。
索雷尔进入公寓，收获的是赞美诗；罗夏尔教授喝下井水，赌上的是自己的健康和名誉。
前者是表演，后者是奉献。我们呼吁巴黎人民看清两者的区别！
谁才是真正的英雄？答案不言而喻。】
《费加罗报》则刊登了对巴黎医学院其他教授的采访。
埃米尔·德凯纳教授说：“罗夏尔的举动是医学史上最勇敢的行为之一。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真正的科学家敢于用生命检验理论。”
费尔迪南·德洛内教授说：“这杯水喝下去，喝掉的是对‘细菌理论’的盲目迷信，喝出的是对两千年医学传统的坚定信心。”
甚至连一些原本中立的报纸，也开始转向。
《新闻报》在第二版发文：《我们需要更多罗夏尔，更少索雷尔》。
【巴黎正在经历一场霍乱，也正在经历一场思想瘟疫。
所谓的“细菌理论”，就像霍乱一样在巴黎蔓延，让人们对医学失去信心，让病人拒绝治疗。
而罗夏尔教授用最直接的方式证明：传统医学没有错，错的是那些质疑它的人。
我们需要更多像罗夏尔教授这样的医生，用勇气和奉献捍卫科学；
我们需要更少像索雷尔先生这样的外行，用臆想和表演扰乱秩序。】
只有《小巴黎人报》《公民报》《解放报》这些平民报纸，还在为莱昂纳尔说话。
而这一切，身在阿尔勒街17号里的莱昂纳尔并不知道。
不仅是因为买不到报纸，更是因为他太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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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勒街17号内部，时间仿佛变成了另一种流速。
自从巴斯德实验室的五名助手进入公寓后，这里的运行进入了新的阶段。
领头的助手叫安德烈·米肖，是巴斯德最得意的学生，带领着同事们一时间就进入工作状态。
从那天起，公寓的卫生管理进入了更为“科学化”阶段。
每天早晨六点，他们会检查所有饮用水样本，用显微镜观察是否有“亚洲霍乱螺旋菌”。
然后去各个楼层采集病人的排泄物样本，编号、记录时间、病人姓名、症状严重程度。
采集完样本，他们回到临时实验室——一个腾空的储藏间——进行培养和观察。
下午，他们继续工作，同时监督这里的公共卫生。
安德烈·米肖还设计了一套比莱昂纳尔还严格的消毒流程。
所有病人的排泄物必须用带盖的木桶收集，桶内预先铺一层生石灰。
收集后，再加入生石灰搅拌，静置两小时，然后埋入后院深坑。
所有餐具必须用沸水煮十分钟；病人的床单、衣物必须用漂白粉溶液浸泡，然后晾晒。
所有人，无论健康与否，每天必须用肥皂洗手多次：饭前，便后，睡前。
贝尔特女士成了最严格的监督员，她挨家挨户检查，发现谁没用肥皂洗手，就大声呵斥。
“想活就洗手！不想活就继续脏着！”
孩子们害怕她，大人们尊敬她。渐渐地，“洗手”成了公寓里的习惯。
加上充足的物资供应，公寓的秩序井井有条，病人也陆续康复。
三楼的让娜，曾经拉到脱水，瘦得像一副骨架，现在能坐着吃面包了，脸上开始有血色。
五楼的马塞尔，曾经昏迷了两天，现在也醒过来了，虽然还很虚弱，但能下床行走了。
……
从现在起，这里的人们，不再害怕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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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公寓之外的世界，对这场霍乱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国国界。
德国，慕尼黑，六十六岁的卫生学权威马克斯·冯·佩滕科费尔正拿着报纸，眉头紧锁。
他是坚定的“瘴气论”者，坚信霍乱是土壤、气候和空气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微生物无关。
1883年，罗伯特·科赫从埃及带回“亚洲霍乱螺旋菌”，声称发现了霍乱的病原体。
但佩滕科费尔对此嗤之以鼻：“细菌？如果细菌能导致霍乱，那我把它喝下去也应该得病！”
现在，他看到法国报纸上关于朱尔·罗夏尔的报道，眼睛都亮了。
第二天，《南德意志报》就刊登了佩滕科费尔的文章：《向巴黎的勇士致敬》。
【近日，巴黎医学院的朱尔·罗夏尔教授做出了医学史上最勇敢的举动：
他喝下霍乱疫区的井水，用自己的生命检验“细菌理论”与“瘴气理论”孰对孰错。
这一举动值得所有真正的科学家致敬。
……
我呼吁德国医学界团结起来，支持罗夏尔教授，支持真正的科学。
瘴气理论已经服务人类两千年，不会因为几个培养皿就被推翻。】
佩滕科费尔的文章在德国引起巨大反响，德国医学界的主流本来就相信瘴气理论。
科赫的发现虽然重要，但很多教授认为那只是“有趣的观察”，不足以推翻传统理论。
德国各大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间，朱尔·罗夏尔的名字传遍了德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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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唐宁街十号的办公室，内政大臣的面前摆着两份文件：
一份来自驻巴黎大使馆，一份来自帝国的公共卫生部。
前者详细描述了巴黎霍乱的情况，后者分析了巴黎的防疫措施，
英国人对巴黎霍乱十分关注，所有从法国来的旅客，都要接受检查才能入境。
莱昂纳尔引用了英国医生约翰·斯诺的案例，让英国人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