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一旦出现裂痕就难以修复。市场稳定、信贷流通，甚至国家债券，都建立在人们会遵守规则的基本预期上。”

罗斯柴尔德夫人追问：“所以，规则本身，比‘正义’的结果更重要？”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点点头：“是的。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个人的悲剧令人心碎，但规则崩坏会带来更多悲剧。”

罗斯柴尔德夫人沉默了。她知道丈夫说得有道理，这是他们这个阶层赖以生存和繁荣的逻辑基础。

但昨夜扮演琳达·阿登（哈伯德太太）时，那种失去至亲、法律无门的锥心之痛，也给她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这两种认知在她心中冲突着，一时间也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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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当早餐最后一道咖啡被端上桌后，乘客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起身，默契地走向沙龙车厢。

沙龙车厢的窗帘拉开了，让上午的光线透进来。人们各自找了位置坐下，眼神中都带着跃跃欲试。

他们每个人都接受过这个时代最好的精英教育，尤其是男士们，演讲与辩论是学习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昨天「东方快车谋杀案」留下的矛盾选择，让他们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与同学激情对线的场景。

莱昂纳尔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切入正题：“诸位，昨晚的游戏，我们既走到了终点，也停在了一个岔路口。

赫尔克里·波洛为我们揭示了两种可能性。现在，我们做出最后的抉择——波洛究竟应该向官方提供哪一种结论？

决定权在诸位手中，基于你们的理性、经验、信仰以及对法律与正义的理解。”

最先开口的是夏尔·德·弗雷西内，作为法兰西的资深政客，他的立场很明确——

“如果这是现实，而不是索雷尔先生精妙的故事，那么我认为，第二种结论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

共谋杀人，就是共谋杀人。无论动机多么值得同情，无论受害者多么罪有应得，都不能改变它是犯罪的性质。

法律不因动机的善恶而失效，否则，法律将不再是普遍适用的规则，而成了因人而异的内心道德标准。”

他顿了顿，环视众人：“我不是在为惩罚本身辩护。法律的权威，就正在于它超越了个体的激情和临时的道德判断。

一旦一个‘看起来合理’的谎言可以成为实现正义的工具，那么法律将被迫向不断变化的公众情绪和道德冲动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