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笑了：“你们是不是想太多了？底层民众一直有他们的英雄。罗宾汉，侠盗迪克……都是反抗权威的角色。”

亨利摇摇头：“不一样。罗宾汉和迪克都是几百年前的人。索雷尔是活生生的，刚在伦敦待过，帮他们写过信。

而且他有作品，每一期《良言》上，杰克·斯派洛都在戏耍皇家海军。

那些穷鬼看着，笑着，然后想起，‘写这个故事的邦德先生帮过我这样的穷人’。”

他露出忧虑的神色：“这就把虚构和现实连起来了。穷鬼们会把对作者的感激，转移到对角色的认同上。

他们会觉得，杰克船长戏耍军官是对的——因为写杰克的人，是站在他们这边的。”

俱乐部里安静了几秒。

亨利喝了口酒，又继续说：“而且现在有了作者的光环。底层民众相信索雷尔是好人，是帮过他们的人。

那么他写的故事，就有道德上的分量。他们会觉得，喜欢这个故事没错，因为写故事的人是好人。”

罗伯特轻声说：“法国人最擅长这个！”

一句话，让气氛彻底沉下去。

三个人都没说话，他们都是读过最好大学的上等人，都知道“这个”指什么。

法国大革命！

不单单是历史事件本身，而是它发生前的几十年，启蒙思想如何慢慢侵蚀旧制度权威的过程。

伏尔泰如何让人嘲笑教会，卢梭如何让人怀疑君主，狄德罗如何让人思考新的可能。

那些法国作家也没直接喊“革命”，他们就写写故事，写写戏剧，写写哲学。

他们让人笑，让人想，让人不再把旧秩序看作天经地义。

然后，等权威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了笑话，推翻它就容易多了。

亨利低声说：“法国贵族最后悔的，不是没镇压起义，而是当初没警惕那些书，那些剧，那些让人发笑的故事。

等他们意识到危险时，人们已经不怕他们了！”

爱德华脸色严肃起来：“你觉得索雷尔在干同样的事？”

亨利站起身来，戴上了帽子：“想想看三个月前的巴黎，想想那本《老人与海》。最麻烦的是，我们没法公开反对。

怎么说？说‘不许喜欢一个海盗故事’？还是说‘不许感激一个帮过他们的人’？那会显得我们小气。”

爱德华问：“你要去哪儿？一会儿不是还要打桥牌吗？”

亨利摇摇头：“不了，我要去内政部，我得告诉他们这种变化究竟有多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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